197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持續十年之久、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經過撥亂反正，民建逐步恢復了組織活動，開始了新的發展時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和“左”傾錯誤，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開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多黨合作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民建在工作上和組織上都呈現出勃勃生機。

　　第一節　? 逐步恢復組織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后，廣大民建成員無不興高采烈、奔走相告。10月24日，民建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干部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了慶祝粉碎“四人幫”勝利的集會游行。1977年2月18日，胡厥文、胡子昂應邀參加了十年以來首次舉行的全國政協春節聯歡會。197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召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組織部和統戰部部長，集中討論支持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的問題。10月11日，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就恢復和開展組織活動進行了協商。

　　恢復活動，首先是建立中央領導機構。12月24日，民建中央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胡厥文負責，胡子昂、孫起孟、郭棣活、孫曉村參加。全國工商聯由許滌新、榮毅仁、黃長水、胡子昂、鞏天民、沙千里、吳雪之、劉國鈞、孫起孟、羅叔章、胡子嬰組成臨時領導小組，胡子昂為負責人。鑒于民建、工商聯長期協作的傳統和經驗，為進一步加強民建、工商聯的協作，成立了由吳雪之、羅叔章、孫曉村、胡子嬰組成的臨時聯合工作委員會，負責處理民建、工商聯協作的日常工作。臨時聯合工作委員會下設若干小組，具體負責組織、宣傳、聯絡等方面的工作。

　　中央領導機構建立以后，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一方面，必須盡快把在“文革”中遭到破壞的地方組織恢復起來，把成員聯系、發動起來；另一方面，協助中共和政府繼續撥亂反正，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在此基礎上打開工作局面，發揮作用。

　　在此期間，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于1978年2～3月間在北京召開。胡厥文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子昂、榮毅仁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利用人大、政協會議的時機，多次邀請參加會議的成員座談。時隔十多年以后，大家又聚集在一起，倍感興奮和喜悅。在座談中，大家分析和反映了當時民建、工商聯成員的思想動態、各地工作情況以及有關落實政策等方面的問題。

　　人大、政協會議以后，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組織了兩個參觀團，分赴四川、上海、福建等地考察了解情況，研究如何恢復組織、開展工作等問題。為了加強對地方工作的指導，從1978年1月起，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聯合編印了《工作通訊》、《學習通訊》、《各地情況摘編》等內部刊物，不定期分送地方組織。到1979年7月，先后印發了30期。

　　第二節　? 召開成都、武漢會議

　　粉碎“四人幫”以后，廣大成員有強烈的愿望和積極性，渴望為四化建設服務出力。但由于一些現實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困擾，無論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存在大量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

　　為此，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于1978年11～12月間，委派胡厥文、胡子昂分別赴武漢、成都召開座談會，就民建、工商聯今后的方針和任務、組織的恢復和發展等問題，進一步了解情況，開展討論，統一認識。參加成都會議的有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省和成都、重慶、貴陽、昆明、西安市民建及工商聯的部分負責同志。胡子昂、孫起孟、胡子嬰、黃涼塵、馮和法、周同善等參加了會議。參加武漢會議的有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山東、河南、江西、安徽、上海和武漢、長沙、廣州、南寧、濟南、青島、南昌、合肥市民建及工商聯的部分負責同志。胡厥文、胡子昂、孫曉村、虞效忠等參加了會議。

　　成都會議于11月20日開始，胡子昂出席并講話。會議著重討論研究了民建、工商聯的方針任務，并對成員的政治思想狀況展開了熱烈討論。武漢會議于12月5日開始，胡厥文出席并講話。會議主要就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別是“摘帽子”問題進行了討論。兩次會議形成了紀要。會議認為，國家的工作重點已轉變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全國人民、各條戰線、各行各業頭等重要的任務。民建、工商聯必須為這個頭等重要的任務服務。經過近30年的教育和改造，民建、工商聯成員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和變化。公私合營企業已經轉為國有企業，定息已經取消，工商業者的工作和實踐事實上都是為社會主義服務，他們已經愈益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但仍然具有兩面性，需要繼續進行思想改造。會議要求，要做好成員中有文化、技術和管理知識的人員的工作，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注意做好在國外的子女親友以及國外僑胞、港澳同胞的聯系接待工作，積極參加對臺工作和外事工作。會議決定，要進一步加強調查研究，積極爭取中共的領導和支持，把恢復地方組織、建立基層組織的工作抓緊抓好，為召開民建三大和工商聯四大做好準備。

　　隨著組織的恢復，地方組織的工作也逐步展開。1978年上半年，浙江省民建、工商聯擬訂計劃，推動成員調查研究，為加強企業管理提出建議。其中，《關于改進茶葉質量方面的幾點建議和茶葉業向現代化進軍的幾點設想》、《關于百貨業改善經營管理的建議》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上海市民建、工商聯著重對有技術專長的成員進行了解和統計，發現他們大多數是工程技術人員，還有不少是外語人才。這一情況，對解決當時我國科教和經濟領域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重慶市民建、工商聯發動骨干成員獻計獻策，提出了提高生產、加強服務，革新挖潛、修舊利廢，挖掘技術潛力、專業人員歸隊，勤進快出、加速資金周轉等對當時企業經營管理針對性很強的建議。在景德鎮陶瓷行業工作的原工商業者，一半以上獲得先進生產(工作)者稱號。廣東省民建、工商聯成員在恢復工作以前就參與了港澳同胞的聯誼、接待工作。1979年，他們在與香港工商界人士交往中，獲悉其有意在廣州投資，便積極牽線搭橋，促成廣州市羊城公司與港商合資興建中國大酒店的項目。

　　第三節　?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聯老同志。鄧小平首先提出，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建議，我們很高興，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胡厥文接著發言說，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的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補充說，原工商業者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大有人力可挖。榮毅仁發言提出，吸引外資需要有一個部門，避免多頭對外。古耕虞談到，只有明確建國以來17年的統戰政策是正確的，才能解決干部心有余悸的問題。他建議摘掉資本家的帽子，并遞交了書面建議。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

　　1979年6月，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開幕詞中，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科學界定了中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作用。鄧小平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移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各民主黨派“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

　　對鄧小平的講話，廣大民建、工商聯成員無不歡欣鼓舞，稱之為鄧主席為我們“脫帽”(脫資產階級的帽子)“加冕”(加勞動者之冕)。

　　鄧小平關于新時期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作用以及中共同民主黨派的關系的科學論述，為新時期堅持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以及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講話精神指引下，民建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工商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9年10月11～22日在北京同時舉行。民建出席大會的代表有361人，代表著18 339名成員。

　　大會由胡厥文致開幕詞。胡子昂作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回顧了30年來民建和工商聯成員在中共的領導下走過的光明與曲折的歷程。30年來，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在中共的領導下，協助貫徹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教育、幫助成員接受這一政策，做了不少工作。民建根據自己的方針、任務，還和工商聯一道組織、培養了一大批工商界骨干分子，對于推動成員改造和服務，起了積極作用。報告著重指出：“我國國內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已經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轉變到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轉變”。“我們更加應該全心全意地、堅定不移地以實現全國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為我們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職責努力奮斗。”民建、工商聯的共同方針任務是“緊緊依靠黨的領導，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調動民建、工商聯全體成員的一切積極因素，為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臺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統一大業，積極地、主動地貢獻全部力量”。工作報告根據新的形勢，賦予工商界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寶貴經驗以新的內容，提出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

　　大會通過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章程》。新章程根據我國社會階級狀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在總綱中對民建的性質作了新的闡述：“中國民主建國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民主黨派，主要由工商界中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以及與其有聯系的知識分子所組成。”新章程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總綱為綱領，確定了新時期的根本任務，即“團結、教育、幫助成員為實現我國新時期的總任務，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貢獻力量，并在實踐過程中改造世界觀。”　

　　大會還通過了政治決議。決議指出：“要充分運用我們長期從事工商業、做經濟工作中積累起來的生產技能經營管理經驗，以及其他任何一技之長、一得之見，在四化建設、特別是在當前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貫徹中，提意見，獻計策，見行動，出成果。要充分利用我們的特殊有利條件，遵照黨的政策，加強同在港澳的和國外的親屬、故舊的聯系，努力在發展國際友好關系，促進貿易往來，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利用國外資金等方面多做工作，為祖國的建設事業作出更多貢獻。”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由175人組成。在隨后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上，選舉胡厥文為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子昂、許滌新、孫起孟、郭棣活、孫曉村、周士觀、童少生、浦潔修、王光英、湯元炳、吳志超為副主任委員，黃涼塵為秘書長。當選常委的有：王濤、王少巖、王艮仲、王紀華、鄧季惺、古耕虞、葉仁壽、朱德禽、華煜卿、向德、劉公誠、劉丙吉、劉崑水、劉靖基、湯紹遠、孫孚凌、李文杰、楊天受、楊美真、吳大琨、吳覺農、吳羹梅、何宗謙、沙千里、張敬禮、張蔚岑、陳乃昌、陳廣生、陳子彬、陳元欽、陳銘珊、陳維稷、陳邃衡、羅叔章、榮毅仁、胡子嬰、鐘復光、侯啟興、俞佐宸、祝公健、莫藝昌、倪家璽、徐崇林、郭守昌、資耀華、黃大能、黃長水、黃玠然、章元善、虞效忠、漆琪生、潘式言、潘廉志。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10月19日晚，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舉行的招待會上，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我們熱誠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就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負責任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他特別指出，原工商業者中不少人有比較豐富的管理、經營企業和做經濟工作的經驗，在調整國民經濟、搞好現代化建設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民建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志著民建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第四節　? 認真落實各項政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胡厥文、胡子昂、孫起孟、孫曉村、胡子嬰、吳羹梅等就落實對工商業者政策問題赴上海、南京調查研究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見和建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上海市委《關于落實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內容包括退還“文革”中被查抄的存款、財物，恢復原工資、補發被扣減的工資，退還被占用的房屋，調整原工商業者的工作，改善有關的福利待遇，子女在入黨、升學、招工等問題上不應受到歧視等等。

　　隨后，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進一步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若干政策的決定》。圍繞決定精神的落實，民建、工商聯開展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積極反映成員的意見和要求，在協助退還被查抄物資、發還凍結存款和扣發工資、補發定息、清退被占房屋等方面，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1980年8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具體政策方面的一些意見和建議》。

　　對原工商業者的安排使用問題，民建先后向中共和政府提出了建議。1980年9月16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聯席會議。在聯席會議上，孫起孟作了《廣開才路，協助做好對原工商業者的安排使用》的發言。他說，民建和工商聯成員“是一支中國土生土長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經濟工作干部隊伍，是值得重視的民族財富，是實現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這支隊伍“人數不多，能量不小”。中國民族工商業者有長期經營中小企業的豐富經驗和知識。“現代化建設不僅不排斥，而且要重視和發展中小型企業”。民建和工商聯成員“這樣一支現成的經濟建設干部隊伍，對于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來說，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會議通過了《關于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對原工商業者的安排使用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做好對原工商業者安排使用中的工作，不僅黨政部門責無旁貸，我們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和成員也要認真負起責任，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具體措施，努力協助黨和政府更快、更好地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務使我們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同志各得其所、才盡其用。”

　　會議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部聯合向各地轉發了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的決議。要求各地統戰、組織部門，對原工商業者的安排使用情況進行一次檢查。對安排不當而未能發揮作用的，要有步驟地逐個加以解決。對有經營管理經驗和技術專長又能堅持工作的，可以適當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有的還應按規定授予技術職稱。對年齡較大、健康狀況差些、有一定業務技術專長、需要他們帶徒傳藝的，可以安排他們擔任業務或技術顧問，在生活、工作上加以適當照顧。對已經退休、尚能工作、確有業務技術專長的，可聘請他們擔任業務、技術顧問，生活上適當給予補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發揮他們的專長。1981年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部再次發出通知，對原工商業者的安排使用問題進一步明確政策。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派出工作組到一些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推動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先后對11 715名在職成員的情況做了全面了解，對需要調整安排的2 822人逐個提出具體安排意見。

　　與此同時，民建、工商聯積極協助中共和政府加緊解決有關歷史遺留問題。早在1956年的全行業公私合營時，一大批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被劃入工商業者范圍，他們強烈要求從資本家中區分出來。1969年以后，在一些大中城市進行了區別工作的試點，但由于“文革”的干擾，這項工作陷于停頓。粉碎“四人幫”以后，這項工作得以恢復進行。中共中央批轉了統戰部等六部門《關于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問題的請示報告》后，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積極協助中共和政府落實對“三小”的政策，先后把70萬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從86萬原工商業者中區分出來，恢復了他們的勞動者成分。

　　平反冤假錯案是落實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民建各級組織積極協助中共和政府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其中，先后為3 109名成員改正了被錯劃的右派，平反了124名成員的冤假錯案，撤銷了給予他們的各種會內處分。1980年6月，中共中央改正了章乃器的右派冤案。這些問題的解決，分清了歷史是非，卸掉了多年來壓在他們身上的沉重包袱。

　　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原工商業者政策，有利于新時期多黨合作的堅持和發展，極大地調動了民建廣大成員為四化建設服務的積極性。

　　第五節　? 興辦企業，安置待業青年

　　一、推動成員興辦企業

　　鄧小平會見民建、工商聯“五老”以后，榮毅仁于1979年2月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建議。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榮毅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83年4月，在王光英的積極努力下，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又稱光大實業公司)，總部設在香港，王光英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兩個公司的成立，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對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進一步做好進出口貿易等方面的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1979年初，隨著各項統戰政策的落實，上海的原工商業者心懷感激之情，希望將多余款項用于四化建設。這一想法，得到上海民建、工商聯的肯定和支持。經過反復醞釀，市民建和工商聯成立了籌備小組，籌組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9月22日，公司正式成立。劉靖基當選董事長兼總經理，楊延修、吳志超為副董事長。參加集資的有946人，主要是民建、工商聯成員。集資款高達5 535萬多元。民建中央對成立愛建公司非常關注。1980年6月，胡厥文在給劉靖基的一封信中談到，目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企業正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過去由我們牽頭興辦的這類企業為數不少，可否也選擇一些單位，認真總結經驗。在有關發展前景、原材料供應、產品銷售、生產技術、人才培養、經營管理、財政稅收、利潤分配、多勞多得以及其他有關整個經濟體制和企業內部管理特征等各方面，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意見和建議。希望在中共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民建和工商聯成員牽頭所興辦的街道集體企業，有一個較大較快的發展。

　　上海愛建公司成立后，一些地方的民建和工商聯起而仿效。1980年8月23日，南京市愛國建設公司成立。公司以原工商業者為主籌集資金，重點扶持街道企業發展生產、擴大安置待業青年、補充市場需要。民建和工商聯興辦的這類公司，不僅為國家當時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更重要的是為以后民營企業的創辦和發展，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二、協助安置待業青年

　　我國人口眾多，安置就業的壓力本來就很大，加上“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從1977～1981年平均每年需要安置700多萬人就業。

　　在1979年6月的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民建、工商聯的82位全國政協委員，針對國家在安置就業方面的壓力獻計獻策，聯名提出《廣開就業門路，培養就業能力》的提案。提出民建、工商聯成員中不少人有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和其他專長，可以在職業訓練和擴大就業方面，配合有關部門發揮作用。

　　1980年4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協助安置待業青年就業座談會。1981年8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會同國家勞動總局發出《關于各地勞動服務公司和民建會、工商聯密切配合廣開門路，搞活經濟，擴大城鎮就業的通知》。許多地方組織和當地勞動部門聯合召開會議，研究制定協作的具體實施方案。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責成政府有關部門和民建、工商聯，在統籌規劃下協同努力，為發展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解決就業問題，切實負起應盡的責任。

　　民建、工商聯抓住時機，發揮成員優勢，采取自辦、同有關單位協辦等方式，協助街道、工廠、機關、團體、學校等興辦多種形式的集體企業，拓寬就業渠道。1979年，北京市民建、工商聯協助有關部門創辦了著名的“大碗茶”和稻香村食品廠等街道企業，后又協助創辦了天橋建筑公司。1980年，自籌資金創辦了北京投資服務公司。公司的創辦，發展了集體經濟，吸納了大量勞動力。1982年5月，福建泉州市民建、工商聯出資創辦了建聯針織廠，承辦港商來料加工業務，擁有廠外計件工近3 000人。許多地方的民建、工商聯也先后創辦了各種類型的工商集體企業，安置和培訓了大量待業青年。

　　此外，許多地方組織把已經離退休的會員組織起來，利用他們的一技之長，組成“四化服務隊”，奔赴各地開展經濟咨詢和各種技能的培訓，協助創辦集體企業，安置待業青年，為促進社會穩定、發展集體經濟作出了特殊貢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顧年事已高，東奔西走，不辭辛苦，不計報酬，“老牛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立志要在四化征程上留下自己晚年的腳印，為子孫后代樹立榜樣。他們的精神和業績，得到了全社會的普遍贊譽，中央電視臺為此專門制作了《他們是自己人》的電視專題片，在全國播放。

　　截至1982年年底，各地民建、工商聯共組織6 000多名成員，自辦集體企業208家、合辦133家、協辦3 003家，安置待業青年9萬多人。在1982年8月舉行的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鄉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上，有兩家民建、工商聯創辦的企業被評為全國先進單位，受到表彰。

　　三、為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

　　在為四化服務的過程中，廣大成員心情舒暢，精神振奮，表現出強烈的報國熱情和主人翁的責任感。各級組織在工作實踐中，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和做法。為了總結經驗，更好地推動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決定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經驗交流會。

　　會議召開前夕，中共中央作出調整國民經濟決策。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經過反復研究，進一步確定了經驗交流會的主題，要求在總結交流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圍繞調整經濟這個大局研究新問題，提出新設想，推動成員為四化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1981年1月18～29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共367人。

　　胡厥文在會議開幕時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四化建設需要我們，我們更需要四化建設。我們大多數人的年齡已經不小了，正如有的同志所說的，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為四化出力效勞，正是千金難買的時刻。他希望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動員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扎扎實實地為促進安定團結，為調整國民經濟、實現四化建設服務的大會。

　　會議圍繞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進行了深入討論和研究，293份典型材料在大會上交流，提出了178份專題書面建議。在此基礎上，集中大家的智慧，綜合整理出《關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建議書》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建議根據國家工作中心和民建、工商聯實際，提出建立經濟咨詢服務中心和工商專業培訓中心，以此為重點，探索為四化服務的新途徑、新路子。

　　大會向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發出了倡議書。

　　這次會議，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和關懷。姚依林、李維漢、烏蘭夫、劉瀾濤等領導人出席會議并講話。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商業部、化工部、勞動總局和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青聯的有關負責同志出席了會議。

　　第六節　? 開展咨詢、培訓工作

　　一、專業、專題經濟咨詢服務

　　大會以后，民建、工商聯把經濟咨詢服務和工商專業培訓作為為四化服務的重點，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經濟咨詢服務的一個重大轉變，是從個別分散的獻計獻策，向有組織地進行專業、專題咨詢發展。

　　1981年3～4月間，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先后兩次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組織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采取切實的措施與恰當的形式，把成員進一步組織起來，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開展向中共和政府提建議的活動，得到各地的熱烈響應，先后有27個地方組織提出了103份建議。這些建議，大都受到中共和政府的重視，做了妥善處理。輕工業部部長宋季文收到吳羹梅、湯蒂因、徐正元提出的《關于搞好我國制筆工業調整工作的意見》和《增加細桿鉛筆產量多創外匯的建議》后，約吳羹梅面談進一步征求意見，并表示立即采納。武漢市會員朱復再根據市第二藥廠存在的問題，向黨委建議開展增產節約活動。活動開展以后，有效地幫助解決了企業的虧損問題，全年實現利潤321萬元。貴陽市民建、工商聯卷煙業務研究小組提出《充分發揮我省產煙優勢，加強科研工作，擴大卷煙生產的建議》，提議對貴煙一廠、二廠增加投資、擴大年產。建議實施后，產值增加15億元，并吸納了大量人員就業。云南昆明市民建、工商聯為楚雄彝族自治州引進美國煙草良種和栽培技術，使當地80年代煙草業財政收入達到1 000萬元，占財政總收入的24％。到1985年，該地區煙草業財政收入達124億元，占財政總收入的66％。

　　1981年4月下旬，胡厥文考察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后，寫出《關于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的報告》，送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報告提出，“常州市在發展工業的道路上，為我國各地中小城市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和條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展的特點和優勢，揚長避短，用多快好省的辦法，進行現代化建設闖出的這條新路，很值得借鑒”。6月30日，胡耀邦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的工業入手，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在中共和政府的鼓勵支持下，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從成員實際出發，選擇國家經濟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問題，開展全國性調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許多政策性建議。

　　1981年4月下旬，胡厥文在南方調查中發現機械設備管理和維修中存在嚴重問題，寫信建議國務院注意解決。國家經委根據胡厥文的建議，向全國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設備管理工作的通知》。隨后，民建、工商聯的地方組織發動千余成員廣泛調查研究、分析論證，形成13萬多字的調查材料。在此基礎上，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于1982年4月召開了工交企業設備管理和維修工作座談會。經過認真討論和研究，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設備管理工作的建議》。建議的內容，大部分為1983年國務院頒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交通企業設備管理條例》所采納。

　　1981年9月至1982年初，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發動28個地方組織集中開展了中藥生產經營問題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于1982年10月，會同農工黨中央召開中藥專業咨詢座談會，就繼承和發揚祖國中藥寶貴遺產、解決當前中藥業存在的問題進行專題討論和研究，形成《關于扶持和振興中藥事業的建議》。建議認為，要扶持和振興中藥事業，必須加強專業領導，適當調整政策，加強收購、改進生產、提高質量，大力培訓中藥人才，加強中藥科研工作，發揮優勢、統一出口。胡耀邦看到這個建議后批示：“黨外三個黨派團體對中藥事業的發展問題，提了許多好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黨外確有能人，他們有知識、又熱心，因而能發現和提出問題”。“把這個材料轉給專管此事的同志，并請他們同這批黨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藥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國家醫藥管理局據此提出了進一步改進中藥業管理工作的意見。1983年7月，民建、工商聯和農工民主黨又根據8省市的調查，就“妥善解決中藥業職工工資福利、勞保待遇和技術職稱”問題提出了建議。隨后，民建、工商聯和農工黨加強協作，于1986年成立中藥咨詢服務中心理事會，就理順中藥管理體制和加強藥材市場管理等提出建議，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和肯定。

　　1983年5月，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召開傳統食品咨詢工作座談會。座談會有28個地方組織的民建、工商聯代表和商業主管部門、食品工業協會負責同志共220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到會作了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共提出111份、近50萬字的調查材料。會議形成《關于恢復和發展傳統食品的建議》。建議提出，要制訂規劃，改革經營管理體制，調整價格政策，組織好原料供應，培訓技術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和設備技術改造，努力恢復和發展傳統食品，走出一條發展中國食品工業的新路子。這個建議送中共中央、國務院后，受到重視和采納。

　　與此同時，民建一些地方組織也積極開展專業專題調查研究，向中共黨委和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1983年初，上海民建、工商聯應有關部門的要求，對上海市的棉紡、織布、印染、手帕、紡器、毛紡、羊毛衫、絲綢、內衣、制襪等十類企業，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對上海市紡織工業的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的幾點建議》。杭州民建、工商聯創辦了《市場信息》刊物，重點反映市場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民建武漢市委主委、武漢大學教授李崇淮，全面研究了武漢市的區位、資源和人才等方面的情況后，在《長江日報》發表了《從交通和商業入手，加強中心城市建設——關于武漢經濟發展戰略的設想》。此后，他又在六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把武漢市及早建成華中的經濟中心》的議案。他的意見，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胡耀邦聽取他的意見后，給以充分肯定。國家體改委《關于武漢市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函》認為， “如何把武漢市經濟搞活，發揮更大的作用，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李崇淮同志建議從加強交通和大力發展商業入手，把武漢建成經濟中心的設想是很好的。”隨后，李崇淮對原來的設想進行了深化補充，提出了若干具體措施。武漢市人民政府采納了這些建議，并于1985年1月隆重舉行大會，向他頒發第一號嘉獎令，表彰他為武漢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

　　為了檢閱開展經濟咨詢服務的成果，交流經驗，研究問題，推動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于1982年7月召開經驗交流會。會前，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匯報，對民建、工商聯的經濟咨詢服務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肯定“民建、工商聯這條路子是走對了，很好。”國務院各部委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應邀出席了會議。首都各新聞單位作了報道。這次會議的紀要提出，為順利開展經濟咨詢服務工作必須注意掌握幾個要點：一是把主動爭取黨政領導的支持同充分發揮各級組織和成員的積極性緊密地結合起來，二是把對經濟方針政策的咨詢同具體經濟業務的咨詢服務緊密地結合起來，三是把物質文明建設同精神文明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四是把當前的咨詢服務工作同傳幫帶和工商專業培訓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次會議以后，經濟咨詢服務工作更加廣泛地開展起來。

　　二、舉辦工商專業培訓

　　在開展經濟咨詢服務的同時，民建、工商聯各級組織適應社會需要，廣泛開展了工商專業培訓，為國家、企業和社會培訓各類有用人才。

　　從1979年開始，一些地方的民建、工商聯組織就在培訓辦學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引起了很好的社會反響。1981年6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培訓工作座談會，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落實民建、工商聯為四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提出的倡議精神，研究確定今后培訓工作的任務。會議經過反復討論，制定了“揚長避短、拾遺補缺、穩步前進、講求實效”的培訓工作方針。同時，對辦學內容、辦學方式、辦學條件等方面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措施和辦法。

　　會后，各地加強領導和組織，紛紛成立了培訓工作機構，并結合當地實際，根據社會需要，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培訓活動。有的開辦業余學校，舉辦短期培訓班，有的舉辦巡回講座，以師帶徒言傳身教，形式靈活多樣。課程設置大體包括財會、統計、企業管理、金融業務、中醫藥知識、建筑施工、裁剪縫紉、烹飪技術、電器維修、鐘表維修、倉儲管理、商業服務藝術、各種文化補習等廣泛的內容。培訓不僅傳授知識技能，還特別注意對學員進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職業道德教育。培訓對象，由待業青年、在職職工的培訓，發展到鄉鎮企業培訓、少數民族培訓、軍地兩用人才培訓等等，范圍越來越大。由于多層次、多形式辦學，靈活機動、因地制宜，不占國家編制、不請撥經費，以學養學、學以致用，急社會之所需、補國家之不足，因而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好評。

　　浙江省民建、工商聯于1979年創辦了錢江業余學校。初辦時，僅有4個專業、12個班、456名學員。到1983年，已發展為199個班級、9 484名學員，形成了既有初等教育，又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綜合性業余學校。由于他們按照社會需求設置課程，注重教學質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1982年，錢江業余學校文化班學員參加杭州市職工補課文化統考，數理化的及格率均為100％。有的學員畢業后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由于他們的成績突出，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先后接待了多批來自美、英、法、德等國家和港澳地區的教育考察團。

　　重慶市民建、工商聯舉辦的重慶財經業余學校，重點為西藏培訓少數民族學員，為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吉林省民建、工商聯在1982年5～9月和1983年下半年，先后在6個市、9個縣舉辦工商管理、烹飪知識等講座50多場，培訓學員11 389人，取得了良好效果。

　　到1983年，民建、工商聯共創辦各類學校61所，培訓學員近8萬人；舉辦各類培訓班877期，培訓學員4萬多人；近1 300名成員在各類講座輔導，聽講學員31萬人(次)；2 500名成員在工作崗位上傳授技術，學員3萬多人；自編教材12類、562種。

　　民建、工商聯的辦學工作，成為進入新時期以來最具創造性的活動之一，多次受到中共黨委和政府的表彰。在1982年各省、市業余教育評比中，上海、常州、杭州、寧波、湖州、重慶、廣州等地由民建、工商聯舉辦的學校，被評為省、市級先進集體或先進單位，有許多成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三、開展支邊扶貧工作

　　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大多經濟不發達、科學文化落后，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事業提供經濟咨詢和工商專業培訓，使他們盡早脫貧致富，是民建、工商聯為四化建設服務的重要領域。由于一部分老同志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很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可以大有作為，因而一些省市的民建、工商聯組織成員，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考察，開始提供咨詢服務。

　　1982年7月，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發出通函，要求各級地方組織到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經濟咨詢工作，并于1983年3月，召開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咨詢工作座談會。會議要求，在國家計劃指導下，貫徹改革精神，遵循實事求是、盡力而為、拾遺補缺、講求實效的方針，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客觀需要和民建、工商聯成員的具體條件，切實地為少數民族地區治窮致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會議指出，民建、工商聯一無資金、二無物資、三無設備。從這個實際出發，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咨詢服務工作，主要是以民建、工商聯成員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之長，幫助少數民族地區提高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效益，培訓專業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咨詢工作，重點要面向少數民族聚居的比較貧困的地區。

　　座談會以后，各地民建、工商聯以內蒙古、廣西、貴州、云南、寧夏、四川、廣東、新疆、青海的少數民族聚居而又比較貧困的地區作為重點，先后組織成員700多人(次)，開展咨詢服務活動。特別是推動東部地區地方組織與重點扶貧地區的地方組織分別建立對口協作關系，使支邊扶貧工作更加有組織、有成效地廣泛開展。如北京市民建、工商聯于1982年10月向內蒙古昭烏達盟派出經濟咨詢服務工作組，進行咨詢考察。根據當地的需要，先后派出21批、46人(次)的隊伍，向10家皮毛、皮革廠提供技術咨詢服務，使企業的生產發生了根本的改觀，經濟效益大幅提高。他們還每年耗資數萬元在該地區進行無償服務，傳授食品加工、釀造等生產技術，改變了當地“醬油不咸醋不酸、糕點賽似半頭磚”的狀況，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

　　四、發揮參政和監督作用

　　進入新時期以后，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活動日益活躍和廣泛。民建堅持從實際出發，把為四化建設服務與履行參政黨職能密切結合起來，發揮了積極作用。

　　到1983年年初，民建有21位成員在政府及司法機關任副省級領導職務，一部分成員擔任了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這些同志肩負人民的重托、組織的期望，認真負責地履行職責，發揮了應有作用。198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黃涼塵參加了審判工作。

　　1981年12月，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胡厥文、胡子昂就加強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議。建議認為，加強統戰理論、政策的再教育，是肅清“左”的流毒和影響，發揮和提高統戰工作效益的要點；尊重和聽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必須做到經常化制度化；黨中央和國務院對于落實政策的決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對這個問題，領導者不僅要抓，而且要抓緊抓到底；要幫助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解決工作條件中的一些問題。他們的建議，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

　　第七節　? 開展對外經貿聯絡

　　1979年11月底，應香港渣打銀行總經理布郎的邀請，孫起孟、劉念智和顧問劉一民赴香港參加香港經營管理協會舉行的年會。在會議上，他們熱情宣傳大陸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和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并就合作的具體方法和途徑進行了探討。

　　1980年11月，應香港中華總商會的邀請，以胡子昂為團長，孫曉村、胡子嬰、古耕虞、劉靖基、張敬禮等組成的工商界代表團訪問香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內地工商界第一次組團訪問香港，受到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

　　1983年1月，應澳門中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協會的邀請，以胡子昂為團長，張敬禮、王光英、劉念智、劉靖基、梁尚立為副團長，古耕虞、姜培祿、浦潔修、萬國權、湯元炳、楊受百、陳希仲、李月華、陳堅、馮克煦等組成的全國工商聯代表團，赴澳門、香港訪問。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70周年慶祝會上，胡子昂在賀詞中說：“發展澳門地區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合作有著非常廣泛的前途。我們對澳門工商界寄予很大希望。”在香港期間，代表團先后與香港中外工商社團和中外銀行界、工商界人士會晤，廣交朋友，聽取意見，宣傳國內的大好形勢、國家經濟建設和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并就香港與內地的貿易和經濟合作以及技術交流等方面的問題，誠摯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離港前夕，胡子昂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這次來港收獲不小，喜見香港工商界朋友都對國家有信心，并愿意為香港的穩定、繁榮和團結貢獻力量。”

　　這些活動，對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加強同港澳工商界人士的聯系，招商引資，起了很好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到民建四大召開前的5年間，經民建、工商聯牽線搭橋達成協議的各種項目有337項，總金額達2億多美元。

　　第八節　? 進一步加強組織工作

　　民建三大以后，各地組織陸續召開代表大會，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原17個省級工作委員會正式改建為省級組織，新建了云南、貴州、山西省委員會，成立了湖北省籌委會、青海省工作組，新建了21個市級委員會、31個城市支部(小組)。到1983年，民建共有省級組織23個、1個省級籌委會、1個省級工作組，市級委員會107個，城市支部59個，基層支部(小組)1 319個。至此，不僅原有的地方組織得到完全恢復，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為了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設立了各自獨立的組織工作辦事機構，開始分署辦公。1980年7、8月間，民建中央組織處改為組織部，開始編發《民建支部通訊》雜志，以指導和推動全會的組織工作。

　　1981年6月，民建中央召開組織工作座談會。這是在1951年組織工作會議30年以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組織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省級組織和部分市級組織分管組織工作的負責同志。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目前組織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本會的政治任務主要是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組織和團結全體成員及所聯系的人們，充分利用對經濟工作有比較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以及同港澳臺和國外的社會經濟聯系等有利條件，為實現調整經濟、四化建設、統一祖國等巨大歷史任務積極貢獻一切力量。”意見強調，“組織工作以實現政治任務為目的，又是實現政治任務的重要保證。”要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的方針，在今后一定時期內，組織發展工作在繼續發展原工商業者的同時，適當發展與本會工作有聯系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入會。在發展對象中，要注意吸收有代表性的中年人士和對于引進外資、科學技術有作用、對臺灣回歸祖國有影響的、與本會有聯系的愛國人士。在以大中城市為主的同時，有條件的小市、縣也可以適當發展成員。這次會議，對于在新形勢下加強組織建設問題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明確了任務，對會的組織發展工作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會議以后，各級組織陸續發展了一批知識分子入會。為做好這部分成員的工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民建中央于1982年10月召開了有15個省級組織代表參加的知識分子成員座談會。會議強調，要進一步改進和加強對知識分子成員的工作，更好地發揮他們在為四化建設服務中的作用。會議提出，要吸收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成員參加各級領導班子，充實和加強領導集體的力量。在此期間，甘肅、浙江、江蘇、上海、遼寧等民建省級地方組織先后召開了基層組織工作經驗交流會或組織工作座談會，重點研究了組織發展特別是基層組織建設問題。

　　經過全會努力，到1983年上半年，民建成員達到24 767人。比1979年的18 339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超過了1965年年底的22 400人。同時，民建中央也已注意到，成員隊伍雖然得到恢復，但年齡老化問題相當嚴重。在1981年12月召開的民建二中全會上提出，“對于本會成員老化問題，應當引起各級組織足夠的重視，要在今后發展對象中注意吸收中年人士，使本會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后繼有人。”

　　第九節　? 重視成員的思想建設

　　民建三大前后，為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引導成員為四化建設多做貢獻，民建中央注意做好成員的思想工作，調動成員為四化建設服務的積極性。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廣大成員一方面渴望為國家的振興作出貢獻，另一方面由于“左”的思想影響，特別是政策不落實引起一部分成員的憂慮和不安。民建中央認為，不解決這些問題，民建工作重點的轉移就沒有群眾基礎，成員的愛國熱情就不能順利地轉化成為四化服務的實際行動。

　　針對這種情況，各級組織積極協助政府落實政策，積極了解情況，反映問題，提出建議，切實幫助成員解決實際問題，代表他們的合法權益，努力創造為四化建設服務的客觀環境。1984年1月，民建中央成立了落實政策工作組，對中央委員的政策落實情況進行全面調查了解，向中共和政府反映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的建議，使問題逐一得到落實。

　　與此同時，民建中央組織成員認真學習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開展時事政策教育，幫助成員提高認識，主動為國分憂。民建上海市委等地方組織制定了《成員守則》，在成員中開展評選、表揚先進的活動，收到很好的效果。為配合各地的學習教育工作，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從1980年4月到1985年底，出版了《服務與學習》月刊，及時傳達中共和政府的信息，交流成員在學習和為四化服務中取得的經驗，指導基層的工作。

　　各項政策的落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成員的積極性，為四化建設服務的熱情空前高漲，涌現出了一大批先進典型，作出了顯著成績，受到各級政府的表彰。據不完全統計，1979～1983年間，獲得各種榮譽稱號、受到獎勵表彰的成員8 519人(次)。其中，受到全國表彰的43人(次)，省、市級表彰的838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