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的紀念日。全國各地，各參政黨，各人民團體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紀念之。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走向何方的歷史關頭。和平還是戰爭？民主還是獨裁？成為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斗爭的焦點。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中說：“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長期飽受戰爭苦難、深重災難的中國人民，渴望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面對強大的社會民意，蔣介石起先還不敢貿然挑起內戰。1945年8月28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重慶就國家的和平問題舉行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途徑，同意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斗爭，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最終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這幾項政協協議成了人們衡量是非對錯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破壞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民眾對立的地位，遭到人們的唾棄。

　　可是不久，國民黨蔣介石就蓄意發動內戰、搞專制獨裁，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堅決反對，在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內戰反獨裁運動。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民主運動，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肆打擊民主運動，迫害民主人士，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慘案。由于內戰,造成軍費激增和財政赤字日益擴大,使惡性通貨膨脹更加瘋狂,物價爆漲。國統區的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與國統區的風雨如晦相比，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并在經濟上、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面實施一系列措施，解放區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黨和人民建立起深厚的魚水之情，人民群眾積極支持黨的事業。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這番景象，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后所作的《延安歸來》中有如下描述：在這里，實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這里的人“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尤其是在同毛澤東的“窯洞對”中，黃炎培直率地提出一個令他本人縈繞萬千的話題，即共產黨將來取得政權后能否跳出歷朝歷代“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而毛澤東隨即充滿自信的回答，讓黃老先生心中一亮：“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軍事上，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嚴峻形勢面前，中國共產黨堅持既爭取和平又與國民黨針鋒相對的方針，人民軍隊堅決進行自衛還擊。從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人民軍隊先后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共殲敵112萬人，解放軍的總兵力由120萬人發展到190萬人。中共中央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決定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1947年6月，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揭開了戰略進攻序幕；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豫西；9月，華東野戰軍主力南下進入豫皖蘇平原。三路大軍打到外線，互為犄角，緊逼長江防線。1948年3、4月間，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對蔣介石南京政府形成強大威脅，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4月22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不少解放區開始連成一片。經過兩年的艱苦作戰，解放軍總兵力增至280萬余人，其中正規軍近165萬人，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戰軍、地方軍、游擊部隊三者結合的完整體系，而且在軍政素質、戰術技術水平、裝備方面有較大提高，有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相比之下，國民黨軍隊總兵力下降至365萬人，其中正規軍198萬余人，用于第一線者174萬余人。雖然在數量上還占有優勢，但其內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氣更加低落，而且在戰略上已沒有完整的戰線，幾個主力集團軍已被解放軍分割在彼此孤立的幾個戰區內。

　　期間，各主要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也在積極探索中國的未來。以民族資本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民主黨派，躋身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兩個對立的大黨之間，既想在中國的政治舞臺發揮作用，有不得不周旋于國共兩黨之間。經過長期的斗爭和磨合，有些黨派走向了反動，而絕大多數黨派則堅定地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逐漸放棄了中間路線。

　　隨著革命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1948年“五一”勞動節即將到來。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同志，正率隊駐扎在位于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他給中央發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需要發布什么言論。

　　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并立即著手起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初稿一共24條，內容主要是在“五一”國際勞動節來臨之際，向各方面的致敬和問候，包括：向解放軍全體將士致敬！慶祝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向解放區努力生產的職工、工程師、技師、勞動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向蔣管區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奮斗的職工們致敬！向援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推動中國職工運動的世界各國工人階級致敬！號召解放區的后方工作人員、職工和經濟工作者以及蔣管區的職工用行動來援助解放軍，最終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府，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而努力！口號的最后兩條，即第23條是歡呼“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第24條是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五一口號”初稿送到毛澤東的案頭，他將目光停留在第5條“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上。

　　毛澤東此時不免思緒萬千。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主張“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反對一黨一派的專制獨裁統治，提出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時提出“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的詰問，共產黨人不是已經找到了這條新路么？今天，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實踐自己理想的時候了。

　　想到這些，或許更多，毛澤東拿起筆來，將“五一口號”初稿第5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后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五一口號”一經發布，就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即集會討論，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譚平山，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發表聯合聲明，并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盛贊“五一口號”，贊同召開新政協，贊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此后的兩個月內，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

　　1949年1月22日，受中共的邀請，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等55人感受到了中共的真誠，聯合發表題為《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的聲明，明確宣告“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38年，毛澤東為延安《解放周刊》題寫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把“統一戰線”作為奪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因素。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將“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現在，革命勝利指日可待，在革命勝利后還需不需要統一戰線，還要不要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不僅在當時中共黨內一些同志而且在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并不是完全清楚的。毛澤東對“五一口號”第5條的修改，寓意極為深刻，體現了他的博大胸懷與高瞻遠矚，表現了他對中國革命進程的準確把握，對統一戰線在革命進程中作用的清醒認識。表現了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和決心，充分展示了中共作為一個勞動人民政黨的民主的特性。在不斷壯大后，不僅不以強者自居，還虛懷若谷，本著建設美好新中國的強大愿望主動邀請社會各方民主力量平等的協商立國大事。由此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的誕生，奏響了協商建國的華美樂章，標志著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即將進入嶄新時代。一個新的統一戰線破殼而生，成為凝聚各黨各派的有力武器。

　　“五一口號”充分展示了中共領導人的廣泛的社會接觸與實踐能力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通過對中國國情深入研究和仔細分析，結合世界形勢，對民主這一現代文明結晶的創造性地運用，中共及其領導人的與時俱進的思想展露無疑。“五一口號”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開創了美好的前景，深刻體現了中共為國為民的一貫主張，使中共的形象更為高大。“五一口號”預示著政治上謾罵爭斗的結束，團結、合作、批評、幫助的開始。“五一口號”使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有了展示治國才能的舞臺，中共艱苦奮斗、流血犧牲換來的成果，成為了民主黨派及各方有識之士、進步人士共同的政治舞臺。由于中共的大度和領導才能，自然成為了各方的中心，各方各派自覺地接受中共的領導。由“五一口號”發展而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治道路愈走愈寬，從而保障了中國人民享受和平、團結一致，國家的事業蒸蒸日上。

現在，我們重溫“五一口號”，可以時刻提醒我們我國的政治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重要性。一個和平穩定的中國來之不易，它是國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雖然曾經有過一些坎坷，但是中國共產黨及時發現并扭轉了局面。反思提出“五一口號”時的愿望，國家大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做好國家的事情需要各方的努力，精誠合作。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接受來自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監督；民主黨派在積極參政議政的同時，要做出有力的監督，不能因為顧及情面而弱化了監督的功能。監督是我們這個制度能夠保持下去的關鍵。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各自發揮作用為建設和諧社會而努力。人總要犯錯的，監督是少犯錯誤、避免錯誤的重要手段。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們要團結起來，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