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五一口號”？

讓我們把時光的書卷翻回到75年前泛黃的那一頁。

1948年初夏，中華大地已是紅旗漫卷，革命勢頭如火如荼。無論是農民、工人，還是愛國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全國上下無不期盼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盡快誕生。

形勢大好的背后，也有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存有一些疑問。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將“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現在，革命勝利指日可待，在革命勝利后還需不需要統一戰線，還要不要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不僅當時中共黨內一些同志，而且一些民主人士心中也都不是完全清楚。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表現中國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和決心，“五一口號”應運而生，預示了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的誕生，奏響了協商建國的華美樂章，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進入嶄新時代。

所以，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五一口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五一口號”誕生75年來，包括民建會員在內，無數民主人士團結一心，砥礪奮進，為踐行“五一口號”，為維護統一戰線，為復興中華民族作出了卓越貢獻。

1948年5月23日，民建創始人黃炎培等在滬秘密舉行民建理監事會議，討論決定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作出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的決議。從香港抵達北平后，黃炎培在北平電臺發表廣播講話，號召上海工商界要配合人民解放軍為上海解放作出貢獻。在激烈的斗爭中，黃炎培的兒子黃競武和姜化民、鄭太樸等三位民建會員獻出了寶貴生命。

朝鮮戰爭期間，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中華職教社原副理事長馮梯云先生，和工商聯其他負責人一起，負責組織工商界人士捐獻飛機的工作。馮梯云成立了由數十名積極分子組成的工作組，一個一個工廠、商店去做宣傳動員工作，同時，他自己的正大火柴廠捐獻7.5億元(舊幣)。最終，寧波全市工商界共捐款100多億元，全市共捐飛機7.5架，為朝鮮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改革開放時期，民建制定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在全國成立了8074個咨詢服務機構，自辦協辦集體企業3344個，安置待業青年9萬多人。同時，在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授權下，創辦了一批在國際國內有影響的企業。如榮毅仁創辦了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王光英創辦了中國光大實業公司，胡子昂、張敬禮創辦了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等，在擴大開放，引進資金、人才、技術、設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民建中央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國家憲法序言，得到了中共中央采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律地位，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建響應號召迅速行動，全會上下緊急動員，踴躍捐獻款物。在決勝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民建全力推動河北豐寧和貴州黔西定點幫扶工作，堅持精準方略，做強產業幫扶，在脫貧攻堅決戰決勝和鄉村振興良好開局中展現了民建力量、民建擔當。

……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在全球化趨勢浩浩湯湯的今天，我們更加需要“五一口號”的指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發揮統一戰線的巨大作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五一口號”不只是口號，更是一種信念，一種精神，是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優越性和生命力的核心所在，向世人宣告了有別于西方的新的道路的可行性、優越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個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植根于我國土壤，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鮮明特色”“在前進道路上，我們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呈現多樣化訴求的同時，防止社會撕裂；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多方意見、汲取各方智慧；它實現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形成了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合力，凝聚起磅礴力量。

涓泉歸海，方能掀起時代浪潮；大道同行，正當共創復興偉業。作為正在新征程中奮力拼搏的民建會員，我們當自覺踐行“五一口號”所倡導的理念精神，時時回望初心，緊緊圍繞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