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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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財政委員會委員、糧食部部長等職。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金融界嶄露頭角

章乃器，原名章埏，字子偉，1897年3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縣小塬鄉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祖父章楷曾中舉人，知識淵博，熱心辦學。父親章炯喜好讀書，18歲中秀才，后留學日本，回國后任青田縣議會副議長等職，共育六子一女，章乃器排行第二。章氏家族人才濟濟，各有建樹，與祖、父輩崇學重禮、家教嚴格有關。

章乃器幼年天資聰穎，深得祖父鐘愛。9歲時到青田縣城鶴城鎮人民小學讀書。在這里，他系統地學習語文、數學、地理、音樂、美術、英語等學科，特別是刻苦地學習古文，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

1912年受大哥的召喚，考取了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下屬的飛行營，當了一名學兵，以后飛行營解散，隨父親到杭州繼續求學，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讀書。在商校學習的5年時間里，每次考試名列第一，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畢業后，在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當練習生，先在杭州總行，后到上海分行工作。1919年春到北京，先后任京兆銀行營業部主任和中美實業公司會計主任。雖然工資高了，但因不滿洋人經理作風，他再度辭職。1921年秋回上海任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科員。3年的輾轉生活，使章乃器思考要刻苦鉆研經濟金融知識，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后被提升為銀行營業部主管、副總經理兼檢查部主任，當選中國銀行學會常務理事，在金融界嶄露頭角，成為一顆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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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器青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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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章乃器與多位志同道合的銀行家一起籌備成立國內首家中國人自己辦的信用調查機構及學術團體——中國興信社。1934年5月，中國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長。征信所設立5個業務部門及一個小型印刷所，在天津、漢口設立分所。中國征信所業務發展迅速，其編發的《征信工商行名錄》一舉壓倒了當時最有影響的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行名錄》，成為全國具有獨占性質的信用調查機構。這一時期也是章乃器理論創作高峰時期，他先后發表了《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制度往哪里去》（合著），受到國內外學者高度評價，譯成英、日等文字。同時，他被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聘為教授。相繼被上海國立商學院、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聘為教授。章乃器自編講義，講課生動活潑，深受歡迎。

為抗日救國奔走

1934年4月，章乃器與宋慶齡等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同時又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任經濟部部長。他還與妻子胡子嬰一起，轉移和保存方志敏在獄中寫的手稿，通過宋慶齡轉交給黨中央。1935年，吳玉章將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發表的著名“八一宣言”，在法國《救國時報》上刊載的印刷品寄給章乃器，通過章乃器的征信所印刷廠大量翻印，廣為散發，使上海市民及時了解中共抗日救國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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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與《救亡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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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章乃器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等人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由章乃器起草的運動宣言。1936年5月，全國18個省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會聯合會，選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14人為常務委員，章兼任文書部部長，負責起草文件，發表宣言，組織游行示威。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日益壯大，引起國民黨當局嚴重不安，蔣介石曾親自出面宴請章乃器等人，以示籠絡。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又設“鴻門宴”當場扣留沈、章等人，強令解散救國會，還指使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出面約見章乃器，勸章去英國考察三五年，工資照發，被章斷然拒絕并當場辭職。章乃器從銀行辭職后，將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他的家成了救國會的秘密機關。救國會的機關刊物《救亡情報》編輯部也設在他家。救國會的日常經費大都由他支付，他把一點積蓄用完之后，連房子都賣掉了。章乃器和救國會同志一起還參加了魯迅盛大葬禮，在墓前敬獻“民族魂”大旗并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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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章乃器（右3）與李公仆（左二）、沈鈞儒（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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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終于撕下了假面具，11月23日凌晨，下令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7人，這就是社會上為之震動的“七君子”事件。

在逮捕的這天晚上，章乃器的客廳里集聚著一部分救國會基層骨干，他們在商談時局和下一步工作。深夜，一些離家路遠的人留宿在章家。凌晨，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章乃器驚醒。他首先在妻子協助下把留宿人員安排到另一個房間，然后自己下樓開門，十多個警探涌入將章乃器包圍住。章提出先打個電話再走，就給宋慶齡打了電話，用英語告訴她“我被捕了”。

“七君子”被捕后，移送到上海公安局羈押。不久又解赴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全國人民和國內外知名人士對事件予以強烈譴責和抗議，并多方設法營救。20天后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通電中，把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列為八項主張之一。周恩來代表中共代表團去西安談判時，也提出了釋放“七君子”的要求。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宣告說，“如果抗日有罪，我們愿與七君子入獄同監”。“七君子”在獄中威武不屈、英勇斗爭，堅決拒絕寫有損于人格的悔過書以換取自由。在審判中，沈鈞儒、章乃器撰寫辯護書，同檢察官開展了唇槍舌劍的交鋒，把法庭變成了抗日救國的講壇。國民黨迫于政治壓力，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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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會“七君子”出獄時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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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四軍合作

章乃器出獄后，剛剛恢復自由，何去何從？一時尚未想好，決定暫去香港居住。此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擔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宗仁派人到香港找章乃器，邀請章擔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后因蔣介石不同意，改任財政廳廳長）。李認為自己軍務繁忙，沒有時間顧及政務，只能做一個掛名的主席，財政廳廳長一職只有章乃器能負此重任。章考慮后欣然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請。

在由香港前往安徽途中，章乃器專程去了武漢，拜會了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想聽取周的意見。周恩來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局出發，建議章乃器務必要做到兩點：一是要徹底執行釋放政治犯的主張；二是要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關系。章乃器把周恩來的話銘記在心，成為他在安徽工作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他在實踐中也是這么做的。

其一，為新四軍爭取到按月3萬元的軍費。章乃器來到安徽，以整頓安徽全省財政統一稅收機構的名義，根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精神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建議由財政廳稅收項下按月補助新四軍3萬元的軍費，并提交安徽省務會議通過實施，取得了合法手續。

其二，為共產黨培養了一大批財經干部，章乃器接任財政廳廳長以后，以統一安徽財政稅收政策為名，設立敵貨、私貨檢查和稅收機構，這就需要補充大批稅收人員，他采用公開招考和短期訓練任用的辦法，得到了省政府主席的贊同，先后辦了兩期財會講習班，招收三四百人，這批干部經培訓后，一部分轉入新四軍工作。

毛澤東曾說，章乃器在安徽為黨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別是為黨培養了大批財經干部，幫助黨建立了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章乃器聽了以后很自豪。

籌建中國民主建國會

1940年6月，章乃器與人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由于經營有方，獲利頗豐，以后因經營問題分家，另組上川企業公司，他為大股東，任總經理。1946年他將企業總部遷上海，并在重慶、西安、香港、臺灣等地設辦事處，還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聯華影藝術社，拍攝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兩片開拍后不斷超支，又不斷投入，終于拍成，公映后成為經典片，收回了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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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與友人.前排左起為沙千里、史良、馬相伯、王造時、李公樸，后排左起為杜重遠、章乃器、鄒韜奮、沈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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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章乃器與吳蘊初、胡厥文等創辦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章任所長。在他的主持下，該研究所成為中國民族工商界的重要咨詢機構。他還擔任遷川工廠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同時又是工商界“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其間，他不斷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官僚資本壓迫民族工業的政策，為挽救中國民族工業奔走呼號。

1945年8月，黃炎培訪問延安歸來，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商議國家前途，認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地位，并商定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中華職教社為基礎，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胡厥文建議：工商界人士大多不擅長政治活動，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參與，才能相得益彰。為此，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參與成立民建籌備工作。

經過3個月時間的緊張工作，完成了各項籌備工作，其中政治宣言、組織章程等文件，都是經集體討論，最后由章乃器執筆完成的。章熟悉政治經濟情況，文筆流暢，很快完成了交給他的任務。當時民建未成立，沒有開會場所，籌備工作常借用章乃器工業經濟研究所和他的家中舉行。1945年12月16日，一個以愛國工商界代表人士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政黨——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宣告成立。章乃器當選為常務理事，并被任命為會員組主任。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為適應時局，民建總會也遷到上海，章乃器將企業總部遷到上海。蔣介石在發動全面內戰遭到失敗后，對愛國民主運動變本加厲鎮壓，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為“非法團體”，民建總會被迫轉入地下斗爭。1947年2月，民建總會決定由章乃器、孫起孟、嚴希純、徐崇林等7人負責籌建港九分會。章乃器隨即到香港開展籌備工作。在港建立了港九地產公司，經營地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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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候補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槎、黃炎培、冷遹、楊衛玉、胡厥文；中排左起：章元善、陳巳生、胡子嬰、陳維稷、孫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藝昌、施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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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口號，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個決議是民建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變。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邀請他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當時他在香港創立的港九地產公司業務蒸蒸日上，但他以國事為重，毅然放棄個人事業，把公司交給多年相知的王寬誠，秘密離港北上。出發前，章乃器發表了《新的轉折點》文章，認為“時序更新，人類歷史亦翻到更光榮燦爛的新頁”。

為新中國建設出力

1949年1月，章乃器和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30多位民主人士乘蘇聯貨輪到達東北解放區，2月25日抵達北平。他親眼見到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景象，寫下《人民的東北》《平津工商業的新生》等文章，熱情謳歌新社會。在沈陽舉行的歡迎會上，章乃器說：“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今后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盤。”一次在參觀途中，大家在車上唱起一首旋律優美的歌曲，歌詞開頭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辦事認真的章乃器提議歌詞中增加一個“新”字，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更確切地體現共產黨的歷史功績，他的提議很快被有關部門反映給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對他說：“你說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

不久，章乃器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之邀，與千家駒、沈志遠一起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顧問，他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新政權發行貨幣、穩定金融物價出謀獻策。在陳云主持召開的研究解決上海糧煤短缺問題的會議上，章乃器力排眾議，主張利用外商的輪船運煤，被陳云采納。章乃器還向周恩來、陳云建議發行公債，以緩解財政緊張狀況，受到重視和采納。1950年初，政務院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行的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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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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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任命章乃器為財經委委員。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章乃器出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審查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初，國家經濟面臨嚴峻形勢，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不法商人操縱紗布、糧食，投機活動猖獗，帶動全國物價大漲。在陳云的領導下，政府秘密調集大量物資，進行了反擊。章乃器向陳云提出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得到采納，為穩定全國物價和經濟做出了貢獻。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章乃器為糧食部部長。上任初期，面臨農民惜售糧食，國家糧庫日耗巨大的嚴峻形勢。章乃器一面呼吁鼓勵農民增產，一面協助中共中央制訂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創立了我國特有的糧食憑票供應制度，成為在“短缺經濟”特殊年代里，保證每個城市家庭公平獲得口糧的一個好辦法。他還為我國制定食用糧加工標準，提供了合理建議，力主控制糧食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營養成分。這是一項既節約糧食，又能保證人民健康水平的“一舉兩得”。

章乃器在主持糧食部工作期間，做事嚴格按規律辦事，強調糧政管理要科學化。他勇于負責，多有建樹，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表揚，稱糧食部工作是“后來居上”，請章乃器向各部領導干部介紹糧食部的工作經驗。

1977年5月，章乃器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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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銅像

來源：民建中央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