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羹梅

“鉛筆大王”吳羹梅

吳羹梅（1906～1990），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民建成立時的理事、常務理事，用鉛筆抗日的中國鉛筆工業奠基人。

自從1935年中國第一家鉛筆廠——中國標準鉛筆廠在上海誕生，中華鉛筆便開始了它的艱難起步，而它的創始人，就是被后世稱為“鉛筆大王”的吳羹梅。

“從速創辦此種工業”

1906年，吳羹梅出身在江蘇武進的一個書香門第。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以“鼎”作為尊貴或權力的象征，他又名吳鼎。其父是清末選拔的貢生，家境富裕。吳文化浸潤著吳羹梅自幼養成了質樸、悍勇和開拓進取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氣質。他5歲入私塾發蒙，12歲隨父舉家遷至北京讀中學，16歲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在校期間，他是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1928年，22歲的吳羹梅東渡日本，考入橫濱高等工業學校攻讀應用化學。1932年3月畢業，他進入日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后為三菱鉛筆株式會社）神奈川顏色鉛筆工場實習，學習制造鉛筆工藝技術。

從那時起，吳羹梅開始關注鉛筆生產和經營狀況，開始收集國內外有關鉛筆貿易的資料，對鉛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覺得鉛筆這個幾個銅板就能買到的小玩藝兒，竟然如此微妙，學生習字畫畫離不開它，建筑繪圖離不開它，裁縫師傅裁剪也離不開它，神了，我發誓要制造出中國人自己的鉛筆。由此，吳羹梅把小小鉛筆與實業救國的宏大愿望情系在了一起。

吳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實習的時候，有一個叫數原三郎的日本人看到他處處留意鉛筆的制造技術，對他嚴厲訓斥道：“即使到你吳鼎二世，中國也不會制造鉛筆芯，辦不成鉛筆工業。”數原三郎原本希望他學成后能負責真崎大和鉛筆株式會社在中國的銷售業務。不過，吳羹梅已經決定要自己創業，所以，他沒有放棄、沒有停止對技術的研究。一有機會，吳羹梅就會和工友們套近乎，多方面了解，留意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經驗，經常細心揣摩，破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鉛芯及制桿、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藝和技術。

1933年11月，吳羹梅抵達上海。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鉛筆在各種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與小學生關系又切。查海關貿易報告，去年（1932）年鉛筆輸入我國者，達150萬金單位之巨，區區鉛筆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國人之財富達數百萬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覺有從速創辦此種工業之必要者亦在此”。

在日本橫濱高等工業學校讀書時的吳羹梅

“中國人用中國鉛筆”

1934年7月，吳羹梅變賣家鄉房屋所得4500元作為資金，并發動親友、同學認股投資，艱難地籌得資金5萬元，和朋友郭子春、老鄉章偉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暉東路）1176號買下一個舊廠房，作為廠址。然后從日本購置了制造鉛筆的全套機件及工具。

為了尋找國產原料，吳羹梅在對礦物資源比較熟悉的中央工業實驗所的協助下，吳羹梅在蘇州找到了黏土，從湖南尋到了石墨礦，在云南采購了紫膠、胡桃木、柏木、銀杏和椴木，經過多次試驗，終于制成了從筆芯到筆桿到油漆的“完全國貨”的鉛筆，用“鼎”牌作為高級繪圖鉛筆的商標。

1935年10月8日，中國鉛筆廠（后更名為“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正式營業，這是中國大陸上第一家成功的鉛筆廠。10月正式投產，月產量二萬羅（每羅144支）。10月10日，《中央日報》報道中稱吳羹梅的鉛筆“出品精良，超過舶來品，故上海政學各界，均先后向該廠訂購鉛筆。”

吳羹梅為與外國鉛筆競爭，打出口號“中國人用中國鉛筆！”

抗戰內遷拓展產業鏈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為了保存民族工業，吳羹梅決定內遷。內遷的過程一波三折，溯長江而上，隨局勢變化幾行幾停，先遷漢口生產4個月，再遷宜昌借地開工半年多，日冦侵略步步緊逼。1938年11月，吳羹梅再將企業由宜昌搬到重慶，在長江北岸菜園壩正街15號建廠，在戰時首都才結束了顛沛流離的日子。

吳羹梅在自述中說：“抗戰時期，大批的工廠紛紛遷川。頓刻重慶成為戰時工業重要基地。”吳羹梅的企業是大后方唯一的鉛筆廠。這個時候，鉛筆廠的作用也顯得格外重要，為了維持后方的文教事業，盡管工廠兩次被日機轟炸，車間和倉庫被損毀，吳羹梅又受傷住院，他仍囑托職工奮力搶修，堅持生產。電力供應嚴重不足，生產時停時輟，他設法在渝郊30公里南溫泉增設分廠自行發電生產。

中鉛廣告

1940年為制造成套鉛筆機械和日常維修，吳羹梅建立了機修車間。同時，他陸續在重慶、貴陽、昆明、西安、衡陽、蘭州等地設立發行所。這些發行所即使遭劫遇毀，吳羹梅也毫不氣餒，易址重建。

為擴展產業鏈，吳羹梅投資興建重慶光華油漆廠，后集資創辦中和化工公司，生產鉛筆用的噴漆。

1944年2月，日軍侵占貴州，震驚重慶，吳羹梅為防不測，創辦蘭州鉛筆分廠。

抗戰八年中，吳羹梅的企業制造了5141.4萬支鉛筆，下屬的中國標準鋸木廠制造了大量抗敵前線急需的軍用木箱，附屬的中和化工廠生產了大量軍工所需的化工產品，支援前方抗戰。

吳羹梅是遷川工廠聯合會的骨干，他在自述中說：“在遷川聯合會里，我們有一個以章乃器為首的朋友小集團。章乃器在當時的工商界里威信很高。他思維敏捷，社交能力強，而且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比較了解，主意也多，吸引了一批人。”

吳羹梅曾回憶在重慶的日子里“幾乎每個星期都在冠生園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間，大家交流一下各廠的情況和有關信息，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工作，以及為碰到困難的廠家出主意想辦法。”

毛主席會見產業界人士

紅巖春秋《吳羹梅：毛主席會見產業界人士》說：“抗戰勝利后，毛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為了向國民黨統治區各界愛國民主人士說明共產黨對談判的誠意，介紹談判的情況，虛心聽取大家對國是的意見，曾經多次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其中先后三次接見了產業界人士。在毛主席這三次接見中，對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

吳羹梅自述

吳羹梅指的第一次是1945年9月17日毛澤東在桂園會見工商界人士。

當時，產業界人士對共產黨有兩種疑慮：?一種是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以及解放區的人民政權如何處理有些不同的看法。

吳羹梅說，我記得毛主席還用堅定的語氣說道：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想在抗戰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是不可能的，各民主黨派和產業人士要想有爭取和平民主的發言權也是很困難的。這句斬釘截鐵的話，打動了參加茶話會的產業人士的心，使我們深受啟發，同時根據自己在八年抗戰期間親身經歷的種種痛苦事實，從而聯想到不取消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要求得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的確是沒有希望的。共產黨在重慶談判期間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還有一種疑慮是對共產黨對于戰后的經濟建設和對私營工商業政策有些誤解。產業界中許多人深恐共產黨參政后自己經營的企業不能順利發展。

毛主席針對我們的思想顧慮，談到戰后的經濟建設，應該根據中國經濟落后的實際情況來進行經濟建設。他認為戰后中國的經濟成份可能出現三種不同形式。首先是國營經濟，其次是民營經濟，也就是私人經濟，第三是合作經濟。這三種經濟應該是互相配合，共同發展，由于中國經濟落后，私人經營的工商業，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還需要發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毛主席深入淺出的一席話，使產業界人士理解了抗戰勝利后建設新中國的途徑，改變了企業難辦的想法。上述這兩種疑慮解除之后，產業界人士自然就在不同程度上下了三個決心，一是爭取和平，反對內戰；二是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三是爭取建設新中國，反對走向殖民化。這三個決心，都在以后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得到了證明。

參與發起民主建國會

民主建國會從1945年日至12月16日，118天，開會24次，宣告成立。吳羹梅作為工商界人士積極參與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組建民建的活動。

在《黃炎培日記》中，1945年8月21日下午，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三人在土灣笫一次商討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時，就提到了吳羹梅等人。往后，從討論將要成立的組織性質、研究政治綱要、商定組織名稱、會商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討論通過《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二十條、商定《民主建國會章程(草案)》、草擬民建有關“生產、團結、紀律”方面的口號、聆聽周恩來在星五聚餐會《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到民主建國會的籌備會議、通過《民主建國會成立宣言》、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吳羹梅都每每參加，積極組建。

吳羹梅在12月16日的成立大會上當選為理事，12月19日笫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選為常務理事。

1946年4月12日，民建總會由重慶遷往后，吳羹梅又積極投身于進步活動。1947年底民建被迫轉入地下，受章乃器之托，積極同孫曉村、黃玠然、何萼梅等以董事身份代管中國工業研究所，利用經營范圍的合法性，編制《上海工廠名錄》、《上海工業概況》、《上海燃料動力供應情況》，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準備資料。和胡子嬰、孫曉村等起草了關于解放后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問題致中共中央的建議書，以表達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關切。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南京，宣告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為解放和接管我國的最大都市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囑勉民建理、監事為解放上海效力。吳羹梅隨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胡子嬰等，就接管上海的問題先后7次在北京六國飯店開會，進行專題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

1949年4月初，民建恢復了總會常務理事會。9月20日，為發展會務，配合經濟建設，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會議推選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孫起孟、胡厥文、吳羹梅、施復亮、陳巳生、章元善組成會務推進綜合領導小組，由胡厥文為召集人，吳羹梅、施復亮為干事。1949年9月27日，總會理、監事會議決定，民建總會由上海遷往北平。

1949年9月21日，吳羹梅作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光榮出席開國大典。

新中國成立后，吳羹梅被任命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

1958年2月，吳羹梅調民建中央工作。

吳羹梅出席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的代表證

小鉛筆承載愛國大熱情

抗戰勝利后，1945年11月，吳羹梅抵滬，主持復廠事宜。

吳羹梅是最早提出公私合營的企業界人士之一，1950年7月，中國標準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營，他任總經理。

1954年3月，中鉛公司成功研制了中華牌101繪圖鉛筆。上市后的鉛筆深受消費者歡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國的繪圖鉛筆，從此在中國銷聲匿跡。直至現在，中華牌鉛筆仍是中國人首選的繪圖、考試填涂工具。中華牌101繪圖鉛筆的發明，甚至被稱之為中國鉛筆制造業的里程碑。同年10月，吳羹梅任公私合營中國鉛筆公司經理。

1955年6月，吳羹梅被任命為上海制筆工業公司經理。

80年過去，小小鉛筆一路創造輝煌。一支中華牌2B鉛筆，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多年來，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試，幾乎每個學生都是拿著它進入考場，在答題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著人生的某個重大轉折。但這小小鉛筆，卻承載著吳羹梅為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史上深深的愛國情懷。

民國時期中國標準鉛筆廠制鼎牌標準國貨鉛筆包裝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