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于9月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科學地提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在處理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再次強調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但遺憾的是，中共八大以后，由于越來越嚴重的“左”的錯誤，八大的正確路線沒有得到應有的貫徹，包括統一戰線、多黨合作在內，各條戰線的工作都遭到嚴重挫折。民建的工作也由于這種“左”的錯誤的干擾，面臨嚴峻的考驗。

　　第一節　? 一屆二中全會

　　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當時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政治形勢的估計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逐步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員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基本結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初步確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主黨派是否需要繼續存在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問題提出來。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在談到黨與非黨關系時，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同年9月，中共八大明確要求全黨“必須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繼續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發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各級協商機構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機關、學校、企業和武裝部隊中，共產黨員都必須負責建立起同黨外人員合作共事的良好關系。”這樣，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一項基本方針被確定下來。這一方針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確立，為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中中國共產黨團結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勢下，為了總結經驗，研究確定民建新的方針任務，民建中央于1956年11月召開了一屆二次中央全會。

　　會議籌備期間，在民建中央和地方組織內部，出現了對若干主要原則問題的思想分歧，主要是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是否還存在兩面性的問題。章乃器等提出了一些觀點，引起了會內的爭論。鑒于問題層次深、涉及面廣，民建中央從1956年10月11～29日連續舉行了15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發動與會人員敞開各自觀點，進行自由論證。通過討論，形成了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并通過了《關于在1956年10月11日到10月29日15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討論章乃器同志所提出的幾個主要原則問題的情況和意見向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中央常務委員會請求一屆二中全會作出決定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有關對當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看法問題；另一個是有關在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后，民建應當如何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一步協助國家徹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這些文件以及章乃器于11月6日寫的《關于兩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對黨的態度、理論性問題的討論等若干原則問題的意見》，一并發給一屆二中全會的與會人員。

　　這15次常委會的討論，是民建在處理內部矛盾方面的一次嘗試，它在指導方針上逐步明確并貫徹了“三個堅持”：一是堅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原則；二是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多作自我批評；三是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三個堅持”的指導方針，為開好二中全會奠定了基礎，發揮了積極作用。

　　1956年11月5～16日，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正式舉行。參加會議的有298人，其中中央委員133人，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165人。黃炎培致開幕詞，李燭塵作了《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于當前工作方針、任務的決定》、《關于討論當前幾個主要原則問題的決議》等文件。會議發言踴躍，氣氛熱烈，是民建歷史上罕見的。

　　黃炎培在開幕詞中表示了民建擁護和貫徹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態度和信心。他指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向各民主黨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民建培養更多的工商業骨干分子，更廣泛地聯系工商界群眾，努力生產，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監督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并且和全國人民一道，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周圍，提高警惕，為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世界和平而奮斗。會議確定了民建當前的工作方針和中心任務是：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工商業者成員成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協助國家徹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會議期間，主要圍繞章乃器提出的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展開了爭論。章乃器的觀點主要包括：

　　(一)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面性；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一面，也就是經濟上的一面已經不存在了，或者基本上不存在了。章乃器提出，八大政治報告中“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這句話能不能解釋為，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的物質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如果可以那樣解釋，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滅了，留下來只是殘余或者尾巴罷了。”

　　(二)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就資產階級分子來說，所謂兩面性只是一個思想問題，這不只是工商界的問題，也是當時許多人所共有的長期的思想改造問題。章乃器說：“至于思想作風的兩面性，一般不能作為兩面性來提；從舊社會來的人都有光明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那是長期的思想改造問題。不單是工商界要這樣，許多人都要這樣。”

　　(三)在現階段再提“兩面性”，會否定了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民族資產階級是積極因素的提法，會有礙于工商界積極性的發揮，會動搖他們的信心。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

　　(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講的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過程的全局，與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有關，但不能混為一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都具有兩面性，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使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則有不同的表現和變化。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民族資產階級積極的一面是：工商業者成為公私合營企業的公職人員，他們有益的生產技術和業務經驗已經成為國家的寶貴財富。消極的一面是：他們還具有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從而不能不給企業帶來某些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消極因素。并且，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后，雖然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定息”還存在，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沒有最后消滅，思想改造還落后于客觀形勢的發展。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存在的。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積極的一面會大大增加，消極的一面會大大縮小，并且會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完成而逐步消滅。

　　(二)把民族資產階級現階段的兩面性看成只是思想問題，這種問題在勞動人民中同樣存在，也是不對的。因為考察民族資產階級現階段的兩面性，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還沒有最后消滅，資本家也沒有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勞動者，所以即使就經濟方面來說，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確實存在的。就把資本家改造成為名副其實的勞動者來說，其中必然涉及到思想改造問題，它與具有不同社會地位的勞動人民的思想改造問題，也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根本不存在從剝削者改造為勞動者的問題。

　　(三)當前國家的總方針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因此一切有利于調動工商界積極性的主張和辦法都應當歡迎。然而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究竟什么是當前工商界的積極性和怎樣才能真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經過幾年來的教育，絕大多數資方人員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積極因素，但不等于否認了他們還有消極的一面。如果只肯定積極因素，無視或者否認消極的一面，就等于說他們不再需要進一步接受改造，因此就會妨礙他們積極一面的不斷增加，消極一面的愈益縮小，從而妨礙他們進一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的積極因素。毛澤東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的觀點，其實質在于對中國的資產階級一分為二，提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革命的積極性，從而創造性地把他們和買辦資產階級區別開來。毛澤東的這種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制定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依據，并通過不懈努力，團結、幫助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進而參與新中國的締造和建設。建國以后，又正因為明確他們具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兩面性，并據以進行大量的統一戰線工作，工商界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和信心逐步提高，直至敲鑼打鼓，積極地參與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當前應當做的是：根據具體實際和成功經驗，正確地闡明工商業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兩面性，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在國家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幫助他們通過自我教育克服消極性。

　　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討論當前幾個主要原則問題的決議》。決議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關于當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問題。決議指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存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隨著中國人民革命各階段的發展，而有其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只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剝削階級還存在，它的兩面性也必然還存在。但這兩面性不是固定不變的，七年以來，特別是自從“五反”以后，這種兩面性中積極的一面在不斷地增長和擴大，消極的一面在不斷地減少和縮小。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由于企業原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因此，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內容也就有了重大的變化，積極的一面已經成為主要的一面。但是由于定息還存在，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沒有最后消滅，而且思想改造還落后于客觀形勢的發展，因此資產階級的消極一面也還是存在的。民建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正確認識當前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基礎上，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改造，使之能“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成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積極因素。

　　(二)關于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決議認為，對于當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估價，“不僅關系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而且也必然關系著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的正確處理問題，也就是，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后，對于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認識問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必須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所決定的。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七年來得到了進步與改造。”“現在，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各民主黨派已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表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對于這一方針，“決不能理解為與任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有什么本質上的相同之處。”“任何離開了社會主義原則的，對這一方針的曲解，都是有害的”。

　　民建一屆二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在于，在處理內部矛盾方面，它運用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敞開觀點，自由論證，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為民建此后處理內部矛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經驗。對此，毛澤東十分贊賞。同年12月4日，毛澤東致信黃炎培，稱贊民建一屆二中全會“開得很好”。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

　　第二節　? 反右派斗爭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技術革命上來。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著一些與新的形勢和任務不相適應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及驕傲自滿的情緒。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要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整風運動。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系統闡述了正確處理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為了推動整風運動，4月30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約集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請他們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民建領導人黃炎培、章乃器、胡子昂、孫起孟等參加座談。會上，毛澤東談話表示共產黨真誠歡迎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意見、作批評，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找出解決的辦法。他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對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學藝術、科學技術、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切實攻一下。毛澤東的談話，調動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政治積極性。

　　1957年5月6日，民建以電話的形式向各級地方組織發出關于積極幫助共產黨進行整風的指示，要求各級組織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精神，“著重地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幫助成員深入學習，敞開討論，以利于提高認識，改進工作，解決矛盾”。5月19日，黃炎培在南京視察時接受記者采訪，當記者問及“作為民建的成員，應抱什么態度幫助共產黨整風”時，黃炎培回答：“我們民建的成員，在這次黨的整風運動中，一定要以積極的態度幫助黨整風。”“民建組織應當鼓勵成員鳴放。這樣做，也就是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發揮監督的作用。”他指出，民主黨派，特別是民建，應當在這次黨的整風運動中，“一面幫助黨改進工作，一面也虛心地向黨的這一整風精神學習，更進一步地改造我們自己，做好我們的工作。”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統戰部于5月、6月召開了13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又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在這些座談會上，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多次指出，絕大多數黨外人士的批評是誠懇的、正確的，對改正缺點和錯誤，改進工作極為有利，希望通過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強中共同全國人民的團結。

　　1957年春夏之交，在中共整風過程中，極少數人借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使整風運動出現了復雜的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關于整風的指導思想已開始發生變化，主題開始由共產黨黨內整風轉向反擊右派進攻。6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標志著反右派斗爭正式開始，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的狂風暴雨般的反右派運動迅猛展開。

　　反右斗爭開始后，民建和全國工商聯立即組織召開常委聯席會議，并于6月22日向所屬地方組織發出《全國工商業者團結起來，立即展開對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作堅決的斗爭》的指示，推動工商界的反右運動。同日，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為《光明日報》問題發表聲明，指出《光明日報》作為各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報紙，“應該以配合宣傳黨的政策和貫徹黨的政策為主要任務”，要“鼓勵所聯系的人民群眾，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在社會主義總的原則下，幫助黨搞好整風運動”。但是，“近兩個月來，《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和總編輯儲安平，竟利用職權，一度將《光明日報》拉入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章乃器作為民建代表擔任《光明日報》社社務委員會委員，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對于他們“這種違背各民主黨派政治方向的言行，必須嚴加譴責”。

　　1957年6月25日，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了在全會開展整風的決定。要求這次整風“應當以各級組織和全體會員在認識上、行動上都能夠解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為中心要求”。整風內容包括對三個方面的認識和行動：一是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和黨的領導方面；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方面；三是對思想改造方面。并規定在整風期間，“應當暫停止吸收成員和發展組織”。7月3日，民建與全國工商聯成立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臨時工作委員會，處理有關工商界反右派斗爭的工作。

　　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各民主黨派的嚴重任務》的社論，對民主黨派的政治和組織狀況進行了分析，指出“各民主黨派在總的方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還沒有成為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9月9～21日，民建一屆三中全會與工商聯二屆二次執委會聯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中心任務是：討論在全國工商界開展全面整風的方針、政策、部署等問題，澄清思想，統一認識，掀起一個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高潮。會議通過《全國工商界對右派分子展開堅決斗爭的聯合指示》，推動工商界的反右運動。10月12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臨時工作委員會改稱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整風工作委員會”，負責推動包括反右派斗爭在內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風運動。

　　在反右斗爭中，章乃器作為“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不僅受到了長期的嚴厲批判，而且撤銷了他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在內的所有職務，還有的同志因他的問題受到牽連，成為深刻的歷史教訓。

　　從整風運動到反右派斗爭的進程表明，運動初期，對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大是大非，穩定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必要的。但是，隨著斗爭的發展，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民建154名中央委員中，有28名被劃為“右派分子”，占中委總數的18％；24 156名成員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有3 100多名，占成員總數的13％。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對反右斗爭擴大化，民主黨派一些負責人從開始就提出不同意見。黃炎培提出不要樹敵過多，要把可能拉過來的人拉過來，而不要把這樣的人推到反黨派別里去。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對右派分子的嚴厲處罰，使一大批無辜的人們及其家屬遭到長期的打擊，使他們的身心受到嚴重損害，不能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才能。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給民主黨派和多黨合作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民主黨派被錯誤地認定為單純資產階級政黨、被徹底改造的對象，其政治和社會地位被嚴重削弱，政治聲譽和社會影響被嚴重損害；組織發展在以后一個相當長時期處于停頓狀態。這使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遭到嚴重挫折，給國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損失。

　　第三節　? 自我改造大躍進

　　1958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發表講話，在指出要把共產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逐步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同時，還指出社會主義革命要天天革，整風還要整，各民主黨派也可以開展整風，目的是整得適合人民的要求。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國人民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在總路線提出后，毛澤東、中共中央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進一步影響到政治思想領域。

　　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發出了《關于工商界從反右斗爭階段轉入一般整風階段的意見》。1月10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討論《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處理黨派內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草案)》。1月26～28日，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舉行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九次聯席會議，對民建、全聯的中央副主任委員、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中央委員中的“右派分子”提出處理意見，分別撤銷一批人的領導職務。會議強調要開展以改造政治立場為主要內容的一般整風運動，逐步實現民主黨派組織和個人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會議標志著民建以反右派斗爭為中心的整風運動基本結束和以社會主義改造為主要內容的一般整風運動的開始。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舉行雙周座談會，討論通過《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在各民主黨派內部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意見發出后，不切實際地搞起了思想改造大躍進的群眾運動。

　　1958年2月28日，民建中央第四十次常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號召各地組織“領導會員，掀起自我改造大競賽，投入生產大躍進，力爭三年內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3月1日，民建中央發出通函，再次予以強調。隨后，民建中央與全國工商聯常委聯席會議召開，號召全國工商業者開展自我改造大躍進運動。會后，由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組成了4個視察工作組，分赴各地進行視察和推動。自我改造大躍進的運動在民建各級組織和工商界迅速展開，并逐步升級。

　　1958年2月27日，上海市民建全體成員4 000人，舉行了“鼓起干勁，投入生產建設大躍進，苦斗三年，力爭自我改造大躍進”誓師大會，向上海市各民主黨派組織和全國民建組織提出挑戰，進行自我改造友誼賽。3月1日，民建天津市委、市工商聯向全國各地工商業者發起思想改造的友誼競賽，部分工商業者用大字報的形式提出了“向黨交心”的口號，要求“把資本主義的思想和言行傾囊倒出”。3月4日，北京市近萬名工商業者舉行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的競賽大會，大會通過了“鼓起革命干勁、力爭自我改造大躍進”的保證書。3月16日，北京市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自我改造促進大會，通過了《自我改造公約》和《上毛主席書》，表示要認真改造政治立場和思想意識，交出心來，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8年4月14～18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整風工作委員會在天津召開工商界自我改造經驗交流現場會議。河北、山西、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等7個省、自治區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陽、西安、武漢、廣州、重慶等8個市地方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的目的是交流經驗、促進運動。會上，與會人士擬定了自我改造競賽協議書，使自我改造大躍進又掀起一個新的高潮。

　　“交心運動”是當時民建和工商界進行自我改造的主要方式。從北京、上海、天津、沈陽、西安、武漢、廣州、重慶8個大城市和太原、成都、杭州等20多個省轄市來看，參加交心運動的工商業者達145萬多人，“交出各種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行共3 300多萬條。”5月以后，交心運動告一段落，各地轉入整風辯論，即發動群眾“梳辮子”，把自己和本單位在整風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加以排隊、歸納，找出關鍵，然后開展辯論。

　　整風交心運動，違背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客觀規律，有的地方還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產生了極為有害的后果。

　　1958年12月25日～1959年1月22日，民建一屆四中全會、工商聯二屆執委會三次會議聯席(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了工商界自我改造、積極服務的若干問題。會議堅持和風細雨、自由討論的方針，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通過了《關于當前工商業者加強自我改造、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問題的幾點認識》和《關于批準李燭塵副主任委員代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常務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報告的決議》。決議在肯定工商界取得進步的同時，提出繼續改造的任務；提出了接受共產黨領導，在勞動和實踐的基礎上，以企業和工作崗位為基地，逐步改造成為符合政治標準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要求。這次會議確立了服務與改造相結合的工作方針，并把工作轉移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上來，標志著民建內部反右派斗爭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