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7年夏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并取得節節勝利。1948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民建積極響應并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同共產黨一道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

　　第一節　? 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一、由公開活動轉為地下斗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以后，國民黨為挽救其滅亡的命運，在國民黨統治區更加瘋狂地鎮壓民主運動，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3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捏造的《中共地下斗爭路線綱領》，并由所謂“觀察家”向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進、民聯等黨派，已為中共所控制，其行動均遵循中共旨意?！?月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訓令各級黨報“揭露”民盟、民建等團體的“共產奸謀”。7月上旬，偽“國大”通過了所謂“國家總動員案”，并頒布“戡亂動員令”。隨后，國民黨當局在上海、北平、廣州等地，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愛國人士。10月間，又在上海、西安、杭州等8個城市先后屠殺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2 000余人，開始了蔣介石獨裁統治最黑暗的時期。10月27日，國民黨內政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建從成立之時起，就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因而倍受迫害和鎮壓，民建會所數度被查抄。為保存實力、積蓄力量，民建總會決定由公開活動轉向秘密的地下斗爭。

　　民建總會遷到上海后，于1946年10月創辦了機關刊物《民訊》，主要刊載民建的重要文獻，宣傳民建的政治主張，在擴大政治影響、推動會務、溝通成員聯系方面發揮作用。隨著民建轉入地下活動，《民訊》在出版了4期后被迫休刊。

　　為適應地下斗爭需要，總會采取了一系列應變措施。1947年11月18日，在滬的理、監事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楊衛玉、冷遹、盛丕華、俞寰澄、陳巳生、章元善、王紀華、范堯峰、楊美真等秘密召開會議，商討民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之后，民建要采取的策略。會議決定，把理、監事和主要骨干分別編入以青建、英建、包建、寰建、康建、修建、核建、紀建、輪建等為代號的小組，每周采用聚餐、茶會等方式進行分散活動。民建核心層的活動也經常替換使用各種代號或跨組進行。留滬的主要成員的活動地點主要有盛丕華開設的紅棉酒家、上元公司，胡厥文、包達三、王艮仲等人的住宅，各同業公會的會所等?；顒觾热葜饕墙粨Q情況，溝通信息，研討政局時事，商量會務發展。有時邀請著名人士共同交換意見，分析國內外形勢，傳播戰場消息。這些經常舉行的秘密活動，團結了會員，聯系了群眾，穩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許多工商業者因為參加了活動，受到教育，消除了疑慮，陸續參加了民建組織。

　　民主黨派轉入地下斗爭之后，嚴酷的現實使民建逐步認識到，實現自身的理想，只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因而這一時期的活動，由維護、貫徹政治協商會議決議逐步轉向配合中共推翻蔣介石統治、建立新中國的斗爭。黃炎培曾感慨地說：“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們應該依靠中共，并與中共取得聯系?！?/span>

　　二、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毛澤東于1947年年底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闡述了中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泵珴蓶|的這一講話，給民建和工商界以極大的鼓舞。

　　1948年1月，民建組織會員秘密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一次核心層的聚餐會上，商定要早日派人與香港中共組織和各黨派保持聯系。隨后，王紀華、盛康年等頻繁往來于滬港之間，聽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見，并向上海同仁傳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及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聯合政府的行動綱領，很快得到在香港設有總部或有代表機構的民主政團的響應。當時，黃炎培正在上海。他獲得消息以后，曾與張瀾等商談響應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給張瀾、黃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介紹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行動和立場。隨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張伯、楊衛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陳巳生、盛康年、鄭太樸等。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民建在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這一事件，為以后民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王卻塵、俞寰澄、楊美真決定，與民革、民盟、農工黨、致公黨等聯名發表《民主建國會與各民主黨派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這是民建轉入地下活動以來，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參加簽名的政治文件。

　　三、成立臨時干事會

　　從1948年秋到1949年初，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進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成功在望。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黨派活動日益艱難。為了適應這種形勢，民建總會于1948年11月15日在上海紅棉酒家召開常務理事會，決定授權黃炎培、胡厥文、盛丕華全權處理總會會務。同時決定組成臨時干事會，負責總會與上海分會的地下工作。臨時干事會由黃競武、范堯峰、莫藝昌、何萼梅、周庚、鐘復光、朱德禽、胡肇昌、徐又德、張勉之、笪移今、何叔倫、陸亞東、吳蔭松、丁云山等組成，莫藝昌、周庚、黃競武為常務干事。臨時干事會下設秘書組、組織組、聯絡組、財務組。臨時干事會成立以后，以“民立公司”為代號，每周秘密集會，聯系在滬理、監事，推動各小組進行活動；聯絡其他黨派和人民團體，并與中共上海地下黨保持聯系。

　　當時，工商界普遍感到國民黨政權將很快垮臺，因而十分關注中共的工商業政策。為適應工商界的這種要求，民建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宣傳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穩定了工商業者的情緒，為團結工商界支援解放戰爭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二節　? 為解放戰爭貢獻力量

　　一、民建領導人到達解放區

　　1948年秋天，解放戰爭進入最后階段。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兩次致電中共華南分局，邀請在上海和香港響應“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代表進入解放區，共同商討籌備召開人民政協和組織聯合政府等問題。民建總會接到邀請后，黃炎培、胡厥文、盛丕華協商決定，推派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蘇聯貨船“阿爾丹”號駛離香港，開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達沈陽，受到了中共代表李富春、張聞天的熱烈歡迎。到達東北之后，他們先后參觀了大連、旅順、沈陽、哈爾濱等地的工廠、農村、學校、煤礦、電站，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動。在一次參觀途中，同行的人們唱起一支歌曲，開頭的歌詞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章乃器提議增加一個字，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久，章乃器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

　　1948年年底，黃炎培寓居上海，上了特務的黑名單，處境十分危險。中共地下黨對他的境況非常關心，經過周密安排，他乘船化裝去了香港。同輪去港的還有姚維鈞、盛丕華、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間，他們對民建的立場問題作了專門的討論，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民建的特性是代表民族工商業的企業者，二是民建屬于政治性的集合體，三是民建的行動方式是團結、合作。黃炎培一行還與中共代表作了多次商談。1949年3月14日，黃炎培一行離港，25日到達北平，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孫起孟、施復亮、羅叔章、胡子嬰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號”專車由沈陽抵達北平。天津的李燭塵、資耀華也于同日乘車到達。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負責人都已陸續到達北平。

　　4月初，民建恢復了總會常務理事會。9月20日，為發展會務、配合經濟建設，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會議推選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孫起孟、胡厥文、吳羹梅、施復亮、陳巳生、章元善組成會務推進綜合領導小組，由胡厥文為召集人，吳羹梅、施復亮為干事。1949年9月27日，總會理、監事會議決定，民建總會由上海遷往北平。

　　二、擁護“將革命進行到底”

　　遼沈、平津、淮海戰役以后，蔣介石于1949年1月1日發表“求和”文告，提出與中共進行和談。毛澤東發表新年獻詞、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1月5日，發表《評戰犯求和》，揭露蔣介石求和的陰謀，接著又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和談的八項條件，以實現真正的和平。

　　各民主黨派熱烈擁護“將革命進行到底”，支持中共提出的和談條件。1月22日，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與李濟深等55位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在今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人民革命之對象，是障礙中國實現獨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敵人，倘不加以徹底肅清，則名實相符的真正和平，絕不能實現。因此，我們對于蔣美所策動的虛偽的和平攻勢必須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毀。”“中共主席毛澤東先生最近發表的對時局聲明，為了貫徹革命到底，為了粉碎和平攻勢，嚴正地揭穿了蔣美集團的陰謀，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項條件。這正是對于蔣介石所提出的要求的無情反擊，我們是徹底支持的?！蔽覀儭霸冈谥泄差I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span>

　　三、積極配合大城市的解放

　　1948年底，平津戰役的序幕拉開了。天津是民族工商業者比較集中的地區，穩定工商界情緒，不僅關系到天津日后生產的恢復，也對其他城市有重要影響。

　　李燭塵以天津市參議會議長之職，日夜奔走各方，與周叔弢等一起，同民族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經常聚集在三五俱樂部共商和平解放事宜，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中共地下黨也派李定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經常到這里參加活動。

　　為避免天津毀于戰火，李燭塵等人力勸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放下武器，爭取和平解放。這些工作雖然沒有成功，但對于動搖國民黨軍隊的士氣起了重要作用。

　　李燭塵勸降警察局長李漢元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天津解放前，李漢元已下令保管了警察局的檔案和物資。在天津解放之際，他下令釋放了全部在押人員，解除了全部警官的武裝，并下令各分局和保安大隊維持治安，防止發生破壞和搶劫。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李燭塵、資耀華等就恢復經濟問題向軍管會提出了意見。此后，多次與市長黃敬探討迅速恢復工業生產和開展經濟建設等問題，為重建天津作出了貢獻。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南京，宣告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為解放和接管我國的最大都市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囑勉民建理、監事為解放上海效力。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盛丕華、吳羹梅、張伯、俞寰澄、包達三、盛康年、胡子嬰等，就接管上海的問題連續在北京六國飯店開會，先后7次進行專題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期間，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施復亮、包達三、張伯、孫起孟、吳羹梅、胡子嬰、俞寰澄、楊美真等到香山雙清別墅餐敘，聽取意見。

　　4月24日夜，黃炎培在電臺作了《為人民解放軍迫近上海，勸上海同胞作局部和平運動》的廣播。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起草了《歡迎人民解放軍宣言》，并設法送給上海的胡厥文，準備在上海解放時發表。民建的宣言號召上海的工商業家，按照“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維持并恢復生產，協助人民解放的事業，并毫不遲疑地振奮起來，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許多民建會員利用各自的地位和社會關系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姚惠泉、陸勛把上海碉堡的分布圖及時送到解放軍部隊，為進軍上海創造了條件。胡方、夏循元組織人員保管工廠賬冊、圖紙，保護機器設備等物資。

　　5月27日，上海解放。張勉之、范堯峰、張雪澄、胡厥文、俞寰澄、冷遹、楊衛玉、徐永祚、陳巳生、盛康年、章元善、朱德禽、莫藝昌、王洪昌等人聯合發表了題為《我們要立即復工復業，盡我們應盡的責任——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宣言》，表示在新中國的建設中，協助軍管會檢舉四大家族財產和官僚資本企業，使人民財產不受隱匿的損失。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原則，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6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決定聘請黃炎培等十四人為上海市政府顧問給華東局電》，其中黃炎培、施復亮、盛丕華、包達三、張伯、王卻塵、吳羹梅、俞寰澄、胡子嬰等9人為民建會員。他們在1個多月時間里，與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一起，集中商討了糧食、勞資、就業、公用事業等問題，為協助做好上海接管工作貢獻了力量。

　　民建成員為成都的解放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9年5月，黃墨涵來到成都，與陳祖湘、張再生、龔思義、樓兆馗等一起開展工商界的工作，迎接成都解放。1949年下半年，黃墨涵、陳祖湘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文件的手抄本向會員秘密進行傳達，統一思想。然后，由會員分頭向所聯系的對象進行宣傳。

　　成都解放前夕，國民黨殘余部隊聚集四川，揚言在撤退前炸毀工廠，破壞一切設施。中共地下黨號召“護廠”、“護店”，迎接解放。黃墨涵、陳祖湘、張再生、龔思義和黃魚門通過成都市自衛總隊副總隊長喬曾希、警察分局局長熊倬云、警備司令部副司令黃調元、國民黨一二六師師長謝德堪、九十五軍軍長黃逸民等派出部隊守衛工廠、商店。同時，組織工人護廠隊保全機器設備和生產資料，完成了配合和迎接成都解放的光榮任務。此外，民建會員趙懿明和民盟的同志一道，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策動和協助川軍將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率部在彭縣宣布起義，實現了四川的和平解放。

　　解放軍入城后，國民黨殘余特務和土匪制造謠言，發動暴亂，阻礙城鄉物資交流，破壞貨幣信用，擾亂市場，危害人民生活。為了穩定物價，保障人民生活必需，黃墨涵、陳祖湘極力支持張再生接受軍代表李青勻的布置，服從人民政府的指揮和安排，派出得力人員分赴四門糧油市場，幫助政府大量拋售大米。同時，要求民建會員經營的廠、店，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鼓勵職工堅持全勤。這些工作，為安定人心、穩定市場、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解放戰爭中，有的民建會員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黃競武烈士，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是黃炎培的次子。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9年他回國后，任湖南沅陵鹽務稽核所所長，因革除時弊，為上級所忌而辭職?？箲鹌陂g他任中央銀行稽核專員，開始投身民主運動，擔任民盟總部組織委員?？箲饎倮笏S中央銀行復員回上海，并加入民建。在國共和談時，他曾一度擔任周恩來與美國方面會談時的翻譯。1947年民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以后，黃炎培受到監視，不能公開活動，重要事務由他代為聯系。后來，形勢更加艱難，他同表叔孟征祥等共同奔波，建立了秘密聯絡點。1948年冬，他受命與莫藝昌、周庚等擔任民建臨時干事會常務干事，具體負責民建的組織工作。上海解放前夕，黃競武在中共地下黨的指導下，秘密進行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秘密發動中央銀行員工，阻止國民黨偷運黃金、白銀去臺灣。同時，聯系新聞界朋友揭露國民黨的偷運陰謀。二是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策反工作。1949年4月24日夜，黃炎培在北平向上海人民作了廣播后，大家提醒黃競武注意隱蔽，謹防毒手，勸他暫時離開上海。黃競武為預防萬一，把民建的組織名冊和各項重要文件及時轉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然后，他仍照常辦公，并把辦公室作為秘密聯絡地點。5月12日上午9時，當他踏進辦公室的時候，突遭特務逮捕。在受審時，盡管受到毒刑逼供，但他始終嚴守秘密，堅貞不屈。5月18日深夜，黃競武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上海解放以后，市政府追認黃競武為革命烈士。

　　姜化民烈士，1903年出生于江蘇沭陽，上海大夏大學畢業。1928年1月，他參與沭陽革命青年反擊當地土豪劣紳武裝力量的斗爭，震懾了當地封建勢力的氣焰。1930年后他在沭陽辦教育?？箲鸨l后他北上抗日，在西安的抗日青年集訓班執教一段時間，后被派去重慶中央工業試驗所工作，業余進行工人補習教育?？箲饎倮?，他回上海先任中紡17廠廠長秘書，后為接近工人群眾，自愿當伙食管理員。1946年，他參加民建組織，后被選為上海分會理事。1949年5月14日晨，國民黨特務突然包圍了中紡廠宿舍，姜化民與其他6人一起被捕。在獄中他遭受“老虎凳”等酷刑逼供，堅決不向敵人屈服。后來，由于特務抄到了一些密件，暴露了身份，于20日在閘北宋公園慘遭殺害。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追認姜化民為烈士。

　　鄭太樸烈士，1901年出生于上海。他早年進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利用有利條件發奮自學，數理、外語、史學成績驚人，深受蔡元培賞識。1922年他被提名由商務印書館資助保送德國留學。1924年在柏林與朱德、鄧演達相識，并任中國國民黨海外支部駐歐總支執委，后任中國共產黨留德直屬組書記。1926年他回國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國立中山大學校委會常委。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他參加鄧演達的第三黨，任組織部長。1931年鄧演達被蔣介石捕殺后，他也被判處死刑。淞滬戰爭爆發后，經宋慶齡等營救獲釋，因健康原因專心從事教育和著述，先后擔任中山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教授，著述成果豐碩。民建在重慶成立時，他參加了民建組織，1946年被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增補為常務理事。1949年年初，他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赴解放區參加籌備召開新政協。在去香港途中，由于他平時生活艱苦，健康狀況較差，不幸猝然暈倒，當場亡故。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四、發表對美國“白皮書”的聲明

　　1949年4月3日，由毛澤東領銜的10個黨派負責人聯合發表了《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聯合聲明》。民建推選黃炎培代表民建參加署名。這一事件，標志著民建放棄了最初提出的在美蘇兩國之間采取平衡政策的主張。

　　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敘述了從1844年美國強迫清朝簽訂《望廈條約》以來的中美關系。其中，充滿了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仇恨，并把顛覆新中國的夢想寄托在發展“民主個人主義”上。

　　白皮書的出籠，對各民主黨派是一個嚴峻考驗，也是絕妙的反面教材。針對美國的白皮書，毛澤東先后發表了5篇評論文章，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黃炎培、楊衛玉、羅叔章、孫起孟等民建主要領導成員多次開會學習、討論毛澤東的評論文章。經過集體討論，由孫起孟執筆，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發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在聲明中，揭露和駁斥了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民主個人主義者”顛覆人民革命的陰謀。指出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工具”。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從它出現在歷史舞臺開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礙和帝國主義的摧殘”，而帝國主義的危害“尤其嚴重”?！爸袊倌晔拂龅囊豁撘簿褪侵袊褡遒Y產階級受盡帝國主義打擊的一頁”。通過長期的斗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品質得到提高，“懂得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斗爭，終于獲得解放，從絕望中復蘇回來。今后怎么樣，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訂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會大大發展。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今后的觀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憑哪一條也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民建的聲明，闡明了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聲明的發表，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毛澤東在聲明發表的當天致信黃炎培，稱贊“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span>

　　8月24日，黃炎培復信毛澤東：“讀尊示對民建斥美帝白皮書的發言的指示，我們是很感動，很興奮的?！薄懊窠ㄗ越邮軋F結全國民族資產階級任務以來，我們常在奮勉之中帶一些悚懼，悚懼不是對外，倒是對內的教育問題，整個的對外政策的勝利，我們確是有信心的，問題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資產階級迅速些了解到建設中斗爭、斗爭中建設的真理，而鼓起他們的勇氣，發揮出力量來，希望主席時時指教?！泵珴蓶|讀后再次致信黃炎培，“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和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辦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辦了?！?/span>

　　民建的聲明在自身發展道路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從民建成員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這一基本狀況出發，以毛澤東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科學論斷為指導，弄清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從而確定了自己所應當選擇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前途。毛澤東的回信，在我國統一戰線歷史上第一次肯定了民主黨派理論建設的重要作用，并把它提到了民主黨派建立主動性和發展多黨合作的高度。民建對于美國白皮書的聲明和毛澤東給黃炎培的書信，為民建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和接受《共同綱領》，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三節　? 參加新政協

　　1949年5月26日，周恩來邀集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孫起孟等12位民建理、監事聚餐，討論民建前途和今后的重點分工問題。周恩來提議，民建應使民族工商業家與新民主主義經濟密切結合起來，團結、教育、領導工商業者，為新中國經濟建設服務。他建議，再吸收一些私營及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參加。對周恩來的意見，民建同志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根據成立初期以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為主體這樣一個特點，一致贊成和同意民建以民族工商業者為骨干、包括國營企業管理人員為重點對象的方針。這一方針的確定，為以后民建的自身發展以及在多黨合作格局中充分發揮它的獨特作用奠定了基礎。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先后進入解放區，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已經成熟。于是，開始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等23個單位、134位代表。在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的代表中，有民建成員12名。其中，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胡子嬰作為民建的代表，李燭塵、盛丕華、包達三、張伯、俞寰澄、吳羹梅作為產業界的代表，羅叔章作為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的代表參加了籌備會。

　　在這次籌備會議上，黃炎培被推舉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孫起孟、閻寶航、羅叔章被推舉為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此外，黃炎培、羅叔章被推舉參加擬定新政協參加單位及代表名額小組，施復亮、俞寰澄參加新政協組織法起草小組，章乃器、李燭塵參加共同綱領起草小組，胡厥文、俞寰澄參加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小組，李燭塵參加宣言起草小組。

　　在9月17日召開的新政協第二次籌備會議上，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根據新政協籌備會《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民建協商產生12名正式代表，他們是：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胡子嬰、孫起孟、陳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遹、楊衛玉、沈子槎。產生候補代表2名：陳維稷、莫藝昌。此外，其他界別的民建成員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協代表還有40多人，他們是：沙千里、孫曉村、李象九、陳經畬、資耀華、周士觀、盛丕華、李燭塵、簡玉階、包達三、俞寰澄、張伯、吳羹梅、鞏天民、王新元、劉一峰、酆云鶴、羅叔章、簣延芳、侯德榜、閻寶航、吳覺農、徐永祚、黃長水、胡子昂等。

　　1949年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參加會議的有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向世界莊嚴宣告：“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在這個劃時代的會議上，各民主黨派以主人翁的姿態共商國是。黃炎培興奮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所新的大廈，是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這些單位就是一根一根的柱子。這鋼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些新的大廈的基礎是什么?說理論基礎吧，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所新的大廈最高的頂尖上邊，飄揚著一面大旗，大旗上寫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這所新的大廈有多大?有九百五十九萬多平方公里。中間住著多少人?有四萬萬七千五百多萬人。連我在內，我們將乘著大廈成立的機會，立刻創設一個工作總機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薄斑@所新的大廈，有五個大門，每個門上兩個大字，讓我們讀起來：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薄斑@所新的大廈，周圍有很輝煌燦爛的墻壁，墻壁上寫著一行一行頂大的大字，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9月22日，民建總會向大會發出賀電：“象征著全國人民大翻身大團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經在北平開幕，全國人民今后在毛澤東旗幟之下向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道路邁進，以達到最后的成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彪炳輝煌的一頁，是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日子，我們為此敬向大會致最熱烈的慶賀，并保證今后為徹底執行大會決議而努力”。

　　9月29日，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爸腥A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span>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履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9月30日，大會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黃炎培、李燭塵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團結全國各被壓迫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具有廣泛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具體組織形式。民主黨派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人民政府工作，標志著我國的民主黨派走上了新的歷史道路，民主黨派已經不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在野黨、“不合法團體”，而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同擔負管理和建設國家重任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共同綱領》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關系，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政黨格局，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