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建》2011年第4期《史海鉤沉》欄目中，刊登了一篇文章——《“文革”中民主黨派向毛澤東集體晉言》，即“十月晉言”。拜讀后感觸極深，心情激動久而不平。

??“40后”的人們都能記起那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初，全國范圍掀起了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猛烈批判，就此為一個時代的悲劇拉開了序幕。其中吳晗系民主黨派元老、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具有民主黨派和中國共產黨的雙重身份，不幸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用來“開刀祭旗”的受害者。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至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在“八月紅色恐怖”中，除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僥幸外，各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00余人先后被紅衛兵批斗或抄家，占總人數的36.5%。同時，黨派中央機關被摘了牌子，交出公章，停止辦公。黨派機關大門被貼上封條，辦公地址成了造反派的大本營。全國各省市的黨派組織也都陷入了一潭“死水”，在“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癲狂中，民主黨派集體受到迫害和不公待遇。

????然而，面對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民主黨派人士仍然為國家憂心如焚，堅持著民主人士憂國憂民的良知與責任感。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莼、楚圖南，民盟中央常委薩了空等民主人士對國家形式問題深有同感，對當時的政治環境、民主黨派命運深深擔憂。眾人秉燭夜談，初步達成向毛澤東上書言事的共識。于是就民主、教育等問題寫成“十月晉言”，雖未親手上書到毛主席手中，但由汪東興等人受命聽取，其后取得了一定效果。

????實事求是地說，在“文化大革命”這種非正常的政治環境下，民主人士受到批斗、抄家等諸多不公待遇，受盡“紅衛兵”的折磨。但是，以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依為命的關系，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能承受，人可負我，我絕不負人，黨可以一時誤解我，但我卻不能不向黨表白自己的立場觀念，這就是上書“十月晉言”的決心，熱愛國家、擁護共產黨的信心。更多的人，在文革后才能客觀清醒地認識到現實和真理。當今，民主黨派即無“傷心”也不“寒心”，而是更加堅定與黨“同心”，正是這種高風亮節譜寫了民主黨派最光輝燦爛的一頁。

????長期研究“文革史”的何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一文中評說，“1972年的十月晉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見，不僅要算是民主黨派在文革中最高層、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爭；而且可能也要算自反右派運動以后，民主黨派最大膽的一次“參政議政”行動。

??“十月晉言”是千古絕唱，她的余音依然繞梁，“以天下為己任”的民主黨派優良傳統，當今同樣值得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