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抉擇中國命運問題的重大歷史時期，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發布“五一口號”，號召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聯合起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建國的先河，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五一口號”的發布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由于政治、軍事、經濟等多重社會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本文基于對“五一口號”發布前后重要歷史文獻整理研究，進一步探析“五一口號”發布的背景動因及其深遠的政治影響。

關鍵詞：“五一口號”，文獻研究，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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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口號”發布歷史背景及動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紛紛熱烈響應并通過民主協商達成初步共識，為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奠定基礎。“五一口號”的發布并非是臨時起意，而是在內外部多重因素聚合下，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

（一）闡明民主政治主張是直接因素

中國共產黨素來有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傳統，通常在“五一”期間會通過報刊、廣播等對外發表宣言和社論。1948年，新華社社長廖承志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封簡短的請示電報，大意是詢問“五一”期間中央有什么重要精神需要對外發布^[1]。鑒于當時國內戰爭形勢逐步明朗，以中共中央名義號召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業已成熟”，適時發布口號讓全國人民了解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張。

從修改手稿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對“五一口號”內容進行了仔細斟酌，其中原文第五條被完全勾劃掉并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2]。”這樣的改動并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突發所想臨時起意，而是中共中央一直以來的政治主張和設想，隨著國內政治、軍事等利好局勢發展所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五一口號”后經城南莊書記處擴大會議通過正式向全國人民發布，內容簡單明了，全面描繪了新中國民主政權建立的規劃圖以及中共中央對新中國美好前景的向往。

（二）掌控政治斗爭局勢是關鍵因素

“五一口號”及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發布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國內外政治斗爭形勢做出的準確判斷。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給滬局港分局發出的《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3]中提到“我黨認為召開此項會議討論上述問題的時機業已成熟”。隨著戰爭局勢、經濟條件以及民主建設發展，共產黨已全面掌控政治斗爭局勢，即指示中提到的“時機業已成熟”。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需要向中間黨派和廣大的愛國民主人士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及新中國的未來指明方向。

一是戰爭局勢“業已成熟”。1947年下半年，全面內戰爆發僅一年時間，人民解放軍作戰模式已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反攻，國內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徹底澆滅了國民黨在內戰爆發初期揚言在三到六個月內打垮、打散共產黨軍隊的幻想。共產黨軍隊越戰越勇，戰爭局勢越來越明朗。

二是經濟條件“業已成熟”。高額的軍費開支早已使國民黨國庫虧空，財政赤字逐年增加，國民黨政府試圖通過巧立稅收名目，加征苛捐雜稅甚至濫發法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的惡性增長，但均無濟于事。物價上漲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國統區經濟危機日趨嚴重。反觀中國共產黨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解放區土改運動，獲得了農民的大力支持，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勝利果實，積極投軍參戰、積極組織農業生產支援前線。

三是民主建設基礎“業已成熟”。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同志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重提“聯合政府”的口號，再次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為全體人民指明了解放全中國，建設民主聯合政府的道路，極大地鼓舞了人民追求民主、獨立、自由的新生活的必勝信心。相較之下，國民黨“行憲國大”的召開卻混亂不堪，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各黨派之間明爭暗斗。

（三）把握人心向背是根本因素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大地滿目瘡痍，飽經戰亂的中國人民迫切希望盡快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國家，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重建家園。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對于目前時局的宣言》，指出和平建設時期已經到來，“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4]”。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保護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平民主建國方案的提出滿足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期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但國共兩黨之間的斗爭和沖突依然存在，舊政協結束僅僅一個多月時間，蔣介石公然撕毀政協會議五項協議，企圖用憲法重新確立獨裁統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行為與中國人民建設和平民主新生活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

正所謂“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各民主黨派和廣大愛國民主人士逐漸看清國民黨的“真面目”，開始與之決裂，國共兩黨境況發生根本性變化。各民主黨派和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積極響應“五一口號”，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主張，心甘情愿地承認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5]。”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知民心、順民意，在歷史變革的緊要關頭抓住機遇、主動作為，加快建設民主自由、獨立統一的新中國步伐，成為中國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心骨。

（四）勇擔民族復興重任是內驅因素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追求以人民民主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成立時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瓦解，一個民主、獨立的新中國即將誕生，面對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自信心，義無反顧地承擔起民族復興的重任。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延續這種政治理念和探索新中國政權建設藍圖的集中體現。毛澤東曾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地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能夠擔負的^[6]。”。

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五一口號”發布后迅速響應，民主政權形式得到了廣泛認同與支持。周恩來同志曾說：“‘五一口號’不僅是宣傳口號，更是政治口號、行動口號。”歷史發展和革命實踐也充分證明，“五一口號”發布后，中國共產黨迅速扭轉了軍事方面、政治方面戰斗局勢，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積聚力量。

二、“五一口號”的政治影響

“五一口號”的發布引發了國內外社會各界的關注，當時主要存在三種不同的反應：一是絕大多數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熱烈而積極地回應，二是少數中間黨派持謹慎和懷疑的態度，三是國民黨反對派阻攔和破壞。不同的反應也代表著各中間黨派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待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真實態度和立場。

（一）絕大多數民主黨派熱烈回應

“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了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和普遍認同。絕大多數民主黨派愿意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1948年5月3日，民革發表《建立真人民政權響應“五一”號召》，指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一條“生路”，全國90%以上的人民大眾愿意走這條生路。1948年5月5日，八大黨派領袖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發出聯合通電，認為“五一口號”第5條“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八大黨派的領袖集體響應，推動了中間黨派政治態度的轉變。1948年5月7日，臺盟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呼吁臺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因為此號召滿足人民的期望，切合全國人民當前要求。1948年6月9日，致公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宣言》高度評價了“五一口號”，認為此號召“為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鼓舞了斗志與信心”。1948年6月14日，民盟發布《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認同“五一口號”，并將建設和平、民主、統一的新中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1948年6月16日，農工黨發表反對美國扶日的《宣言》，提出“五一口號”是加速勝利的號召，農工黨全體同志與廣大群眾和民主戰友攜手并進。1948年6月25日，民革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號召“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此外，還有很多社會團體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表文章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

（二）少數中間黨派遲疑觀望

有些中間黨派始終標榜中間路線，對“五一口號”持有懷疑和觀望的態度。但當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時，在國共兩黨軍事、政治力量對決中，共產黨優勢地位凸顯時，這些中間黨派便不再像之前那樣從容和無所謂了。民社黨革新派內部對于“五一口號”與召開新政協問題上存在重大意見分歧，并將矛頭指向了民社黨領袖之一伍憲子，最終民社黨革新派迫于壓力發表了同意“五一”號召的宣言，但對中共的主張始終充滿了懷疑，聲稱“太右不可，太左亦不能”，其實這種觀點代表著部分中間黨派的立場。中國民主黨曾被社會諷刺為“跳舞黨”，舊政協的破裂使他們對國民黨的行為感到失望，但對于新政協的召開卻始終處于“觀望”狀態。此外，當時中國農民黨、中國少年勞動黨、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等中間黨派經過慎重權衡，最終也都以不同方式響應了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是適應形勢發展，符合人民要求的。

（三）國民黨反對派阻攔破壞

國民黨政府長期獨裁統治，剝奪人民民主權利，鎮壓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國民黨政府為了挽救衰敗局勢，采取諸多措施對民主聯合加以強力阻攔破壞。1948年5月10日國民黨政府緊急發布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特別賦予了“總統”緊急處分權力。1948年5月19日重新修正頒布了《戒嚴法》，同時實施一系列“剿匪”策略，在南京、上海、漢口、北平、廣州等地成立多個“特種刑事法庭”，專門針對共產黨人和民主愛國人士實施迫害。國民黨反對派們將“剿匪”行動包裝成為“明正言順”的“反侵略”活動，還大肆宣揚“從匪者”和“助匪者”等同于“賣國”和“漢奸”等言論^[7]，試圖制造輿論，混淆視聽，強迫民眾做出“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表態。面對全國上下積極響應“五一口號”開展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熱潮，國民黨反對派采取了一系列鎮壓措施，通過頒布《加強全國總工會及各業工會聯合會組織辦法》等文件，加強對工會的控制，有與共產黨相關聯的立即撤職或開除會籍；通過教育部加強對全國高校的控制，嚴查愛國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此外，國民黨反對派為了破壞新政協會議的召開，不斷組織暗殺行動，新政協邀請名單中的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自然成為國民黨暗殺的重點目標。

三、“五一口號”的歷史作用

“五一口號”的發布，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協商建國之路，奠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基礎，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力量，發掘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政治優勢。

（一）奠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凝聚共識、協商建國的偉大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彰顯了中國智慧與中國特色。中間黨派對“五一口號”的積極響應，代表著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協商民主、和平建國政治主張的高度認同，也是對共產黨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的價值確認。在民主政權的斗爭中，各中間黨派、民主愛國人士清醒地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人民真正實現民主、自由。因此，在“五一口號”的號召下放棄中間路線，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商建國之策，共謀發展之路。

“五一口號”的發布，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建國的序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處于核心地位、發揮領導作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相互監督，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圖偉業。

（二）壯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力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已有百年歷史，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國家建設、改革事業成功的重要法寶，也是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和加強黨執政興國地位的重要法寶，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建立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在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工作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蔣介石集團堅持獨裁，背信棄義，發動全面內戰，導致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愿意與中共共商建國大計，在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選擇與中國共產黨一道為民族解放事業共謀發展之路。“五一口號”的發布進一步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民主協商凝聚共識，為建設富強、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而共同努力。

（三）發掘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政治優勢

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已成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對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具有重要作用。協商民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偉大實踐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后，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愛國民主人士迅速響應，經過周密的組織籌備，于1949年9月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的新篇章。從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召開，到《共同綱領》等重大歷史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再到國旗、國歌、國徽和國都紀年的研究擬定，無一不是協商民主精神的真實體現。凡是涉及到人民利益的事情都必須經過人民內部充分討論協商，這個過程就是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的過程，也是科學和民主決策的過程。

正是根源于“五一口號”提出的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等號召，確定了通過民主選舉和共同協商的形式來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民主政治形式，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協商”與“民主選舉”長期并存，相互補充，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優勢。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和實踐的不斷發展創新，政治協商的途徑和方式不斷豐富，協商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化、體系化發展不斷完善。

鑒往知來守初心，循道致遠啟征程。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近75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民主黨派、全國各族人民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道路上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這些成就進一步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也更加堅定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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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周國平,李富慧.“五一口號”的來龍去脈[J].鐘山風雨,2008(3):53.

[2]張廣鑫,周煥博.“五一口號”奠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4):139-147.

[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149.

[4]《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053.

[5]習近平.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EB/OL].[2015-6-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10/c1001-27128818.html

[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Z].南京:鳳凰出版社,199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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