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老一輩會員、我的姥爺梁佩石離開我們已經多年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對我的教誨，他是我光榮加入民建的領路人。今年是河北省民建成立65周年、秦皇島市民建成立65周年，我想通過追憶姥爺梁佩石的故事，抒發愛黨、愛會的情懷，激勵新一代民建會員不忘初心、砥礪奮進。

姥爺名寶瑾，號佩石，1922年9月出生在山東榮城，16歲時（1937年春）經叔父梁子孚介紹，從家鄉來到秦皇島市，在當時秦皇島最大的主營面粉、大米批發生意的敦孚號學商，由店員任會計再任書啟，前后共計八年。到了抗戰后期的1944年，日寇敗局顯現，物資匱乏，敵特一度橫行，社會各行業已難以為續。當年秋后市面稍穩時，姥爺的叔父與哥哥原來經營的糧米加工廠——寶生號準備恢復營業，三人商議由姥爺從敦孚號辭職回來，共同經營寶生號。這之后，歷經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秦皇島市當時仍屬淪陷區，時局動蕩，物價大跌又大漲，寶生號一直在風雨中前行。

1948年11月末，秦皇島市和平解放，解放軍進城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精神讓姥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他認為對于一個長期從事工商業的家族來說，發展有利國計民生的事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梗片生產屬于新興行業，大有發展希望。姥爺經過與叔父商議，毅然將梗片廠其他股東的股份全部收購了過來。接下來，姥爺和叔父開始著手籌措梗片廠的復產資金，在市里其他幾家梗片廠仍然歇業停產的情況下，姥爺和叔父共同經營的天信梗片廠在1949年4月1日正式復產，當時共招用職工60余人，其中包括部分女職工，解決了部分家庭的生計問題，也為當時婦女走出家庭、融入社會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姥爺一直秉承守法經營的理念，到了1951年底，在當年我市三家梗片廠先后歇業的情況下，天信梗片廠成為當年我市第一個納稅大戶。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全國范圍的“三反”、“五反”運動轟轟烈烈展開，經過自查、群眾舉報、市里工作組下廠調查和廠內工會參與，天信梗片廠被確定為“守法戶”。

1952年，秦皇島市海港區成立了工商業聯合會，姥爺被選為副主任。1953年，秦皇島市工商聯成立，他被選為常務委員。同年我市實行普選，他被選為海港區人大代表，繼而海港區人民委員會成立，他被選為委員。在同年進行的秦皇島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姥爺當選為市人大代表，這之后，姥爺共擔任了第一至第七屆市人大代表。1953年，河北省工商聯成立，姥爺被選為省聯籌備委員，之后姥爺共擔任了一至六屆省聯委員，1983年11月8日至19日，還作為我省代表出席了全國工商聯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與民建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舉行）。

1956年，我市開始進行全行業公私合營。1月28日，全城轟動，彩旗飄揚，萬余名市民敲鑼打鼓在市體育場搭臺集合召開全市“公私合營”動員大會，由姥爺代表全市工業代表、霍瑞五作為全市商業代表向中共市委書記蘇鋒同志遞交了《公私合營申請書》，表達了全市工商業者擁護社會主義改造，無條件接受“公私合營”的決心，這時鞭炮齊鳴、鑼鼓喧天，慶祝隊伍由體育場出發，經原市中心朝陽街過“高道（原市中心鐵路高架橋）”向道南慶祝游行。姥爺經營的天信梗片廠和東華梗片廠并入國營梗片廠，定名為秦皇島市梗片廠（該廠1960年名稱變更為秦皇島市火柴廠），姥爺作為資方代表被任命為該廠副廠長。

過去唐、秦是一個地區，唐山民建成立較早。1956年初，民建唐山市委李化君、曹學忠、張燕亭三位同志把民建組織的火種撒播到秦皇島。1956年5月26日，姥爺和其他六名同志正式加入民建組織，成立了秦皇島民建初期著名的“七人小組”。1956年7月25日，成立兩個月的“七人小組”正式改為“民建秦皇島市支部委員會”。七人小組成員利用自己的影響，結合自身的認識和體會，在全市工商業者中積極宣傳、介紹民建組織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當時全市工商界正處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的高潮階段，廣大工業者認為民建組織可以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因此入會要求十分迫切，不到三個月時間就有70多名較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申請入會。1956年，在我市開灤路海員俱樂部舉行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秦皇島市委員會”成立大會，會上選舉產生由13名委員組成的民建秦皇島市第一屆委員會，姥爺當選為委員。這之后，姥爺一直擔任第一、二、三、四屆委員。1956年第四季度，在民建市委的安排下，姥爺作為第一批學員，到省政治學校學習了三個月；1960年，作為第二批學員，到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了六個月，另外還參加了省工業干校的學習。

1956年，為貫徹落實“民建”、“工商聯”關于號召成員購買國家建設公債的文件，姥爺賣掉了自己的金戒指，購買了國家建設公債，為政府克服臨時財政困難盡了一個工商業者的綿薄之力，一時傳為佳話。

公私合營后，隨著形勢需要，國家規定對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全面推行定息辦法。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下、在民建市委會、工商聯領導的關懷下，姥爺的思想覺悟不斷提高，他要把自己徹底從一個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改造為一名新中國的建設者，因而他毅然決定放棄了股息。

1983年11月8日至19日，姥爺作為我省代表出席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工商聯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同時舉行），受到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姥爺的《積極接受改造，努力干好工作》一文得到發表。“聽、跟、走”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姥爺對民建組織的熱愛還積極影響到身邊人——姥姥李永琴在姥爺的帶動下，也于1956年成為一名光榮的民建會員，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秦皇島市委員會”成立大會。1956年3月29日—4月6日，姥姥和會員劉淑貞、王淑靜一起赴京參加了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會議期間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由她口述，他人執筆的《難忘的啟示——回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我的教育》的文章得到發表，她還成為了“民建”、“工商聯”婦女委員會的成員。

從1956年至1966年期間，秦皇島市火柴廠領導更換了七八次之多，有兩次曾向市里提出調換姥爺在廠內的工作，但是都未得到市里批準，這說明黨的領導干部對統戰政策的堅持和對姥爺的信任，這進一步增強了姥爺克服困難、竭誠做好工作的決心。

1966年文革開始，姥爺被下放車間勞動。一晃12年，期間姥爺對黨的統戰政策的信心沒有動搖，始終盡力做好本職工作。他生性樂觀，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還常對我說，自己之所以身體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一期間的下放勞動。只不過由于車間內噪聲較大，在姥爺的后半生里，平時說話的嗓門提高了很多。

1978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對原工商業者落實了政策，姥爺由車間調回廠供銷科負責化工庫、火柴成品及紙箱庫的收發工作，他在工作中做到收發制度健全有序，扭轉了文革期間的混亂狀態。1979年10月，鄧小平同志在宴請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時對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成員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評價，消息傳出，令人倍感振奮。就在這一年，通過內查外調的審核，姥爺被廠工會批準為工會新會員，領到了夢寐以求的工會會員證，這更加堅定了姥爺“聽、跟、走”的決心和信心。同年，姥爺恢復了副廠長職務，1983年底姥爺辦理了退休手續。

1984年正值改革開放大潮，市工商聯劉海中、王執中主任聘請姥爺到市工商聯籌建商店。1985年初，由姥爺帶領二三人在道南市工商聯門前臨街的三間門市房開辦了“聯興商店”。商店開業后，業務興旺，經營規模不斷擴大。1987年市里將與“聯興商店”相隔一條街的5大間門市撥給了市工商聯。經重新裝修后，“聯興商店”遷至新址擴大營業，這期間已經發展成為具有規模的經營土產、日雜、五金、電料、油漆的綜合商店，原來在市工商聯做經濟咨詢業務的3名同志也先后加入到商店工作。1992年，由于姥姥因病需人照顧，姥爺辭職回家。

姥姥患病后生活不能自理，姥爺一直不離不棄，悉心照料，由不會做任何家務變為包餃子、包粽子無所不能。在姥爺的照顧下，姥姥變得很胖，姥爺卻累得很瘦，但姥爺從無怨言。在我們想要為他們找個保姆時，姥爺總是說“等我伺候不動了再說吧”，就這樣守望相助16年，直到2008年9月姥爺病逝。

在姥爺退休后，民建市委領導對姥爺和姥姥的生活非常關心，經常去家中慰問，噓寒問暖。姥爺也一直堅持參加民建和工商聯的活動，每天讀書看報，關心國家大事。在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后，姥爺心系災區，在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姥姥沒有養老金），第一時間委托我向民建市委會送去了500元捐款，體現了一名民建老會員、老工商業者對社會的關愛之心。姥爺晚年興趣廣泛，在我去看他和姥姥時滔滔不絕地和我侃足球、侃籃球。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召開讓姥爺歡欣鼓舞，他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讓他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讓他們在耄耋之年見證了奧運盛事。

由于我從小在姥爺、姥姥家長大，對黨的統戰政策耳濡目染，目睹老一輩民建人到家中商議民建工作，自小就聽他們說“聽、跟、走”，因而我對民建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在2006年我終于成為了一名光榮的民建人，也曾擔任民建市委委員、市直支部負責人。

如今，姥爺已經去世多年，在這里，通過對秦皇島民建部分發展歷史的回顧和對姥爺的緬懷，更加加深了我對“同心思想”的認識。循著姥爺的足跡，我將認真履行職責、建言獻策，不辱使命，為我會優良傳統的薪火相傳做出自己的努力！